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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楚些

什么是新散文,文体特性,叙事转向等问题(集中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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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8 17:36:05 |显示全部楼层
                          五、物象并置:散文文本的营构方式

    在众多探究新散文文体革新的理论文章中,笔者发现,对新散文的结构方式的研究基本上是缺失的,这多少是个小小的遗憾。结构隶属与文学的形式因素,与语言、表现手法一道皆是文体的组成部分,虽然其处于相对“隐在”的位置。
    之所以缺乏结构方面的分析研究,这和现代散文长期以来形成的短小精悍的文章体制,一事一议的话语风格,卒章显志的手法是分不开的。认为散文的结构好像线条分明的小河,没什么复杂性可言,即使是有限的散文结构研究,也停留在谋篇布局方面。比如下面两条非常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认为“我国的整个散文创作,尤其是古典散文,在结构上同江南园林的布局,大体保持着一致的风格,那就是:在有限中求无限,在统一中求变化,在人工中求自然。……散文作者在结构行文时,也总是力求在有限的篇幅里,写出深邃,写出曲折,给人以长久的回味。” 二是认为“散文结构应讲究起、承、转、合,应有一种严谨的结构美。” 由以上两者的立论可以看出,皆从文本的组织形式着眼。
    90年代以前的散文大多采取了封闭的线性结构,60年代以三大家所代表的散文更是走到程式化与单一化的极端,上面援引佘树森对其三大块结构的分析就是其例。叙事也好,抒情也好,皆是围绕“这一个”来展开,事件与情思的单一不仅使散文的主题单纯而明朗,也使散文的结构也呈现出单纯明朗的特色。90年代以后,随着散文在内容纵深方面的开掘,以及散文作家艺术思维的多元,散文文本在结构形式上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即从过去的线性结构向辐射性结构转化。
    新散文登场后,这一趋势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这首先要归功于新散文在文章体制上所做出的实质性的突破,容量的巨增,必然带来众多事件、场景、情感的纳入。其次是新散文对散文传统“主题至上”的颠覆,单一的主题模式被拆掉了,多种意蕴分层次地入驻到散文文本之中,有点像复调小说,文本内部有着多种声音。再有就是新散文对结尾的处理,传统散文之所以在结构上走向封闭,首尾呼应的处理方式是其中重要的因素,在新散文的写作中,结尾的处理体现了一种“过程哲学”,结尾只是语言的结束,而非事件、哲理、诗情的结束,确立了开放性的态势。
    正是因为新散文诸家对场景描述的迷恋,所以众多的物象累积在文本之中,构成一种并置的状态。仿佛是许多散点分布在一个范围很大的“场”中,可能有先后,然而严格意义上并不存在重要或次要的位置,它们是“去中心”的,但是每一个物象又不可或缺。比如前面所举的庞培的《乡村肖像》,其中描写的乡村教堂、40多岁的女牧师、生了铁锈的大门、小学堂、地面凸凹不平的的白铁店、拉二胡的瞎子、乌蓬船、旧桥、茶馆、糖果厂、农村公共汽车、乡村的夜等等物象或人物,以一种浮现的形式展开,在文本中平行而立,是生活场景的自然呈现,不存在孰轻孰重,是一种共存的状态。而张锐锋在物象的摄取上比较而言则不那么任意和丰富,有稍家严格的选取,不过其作品中的物象或事件也还是很密集的,也呈现出并置的状态。如张锐锋《世界的形象》中,对“王”、“朕”、“民”、“在”、“古”等17 个常用汉字进行新的阐释;在《棋盘》中,他对“南柯一梦”、“刻舟求剑”、“龟兔赛跑”等著名寓言作出了新的阐释,打破了人们的思维定势和业已成型了的状态。这种思想碎片的串连,是新散文在结构上常使用断简的方式,跳跃性极强。在他的笔下,取向明确、题旨鲜明等特点,在宏大的散文世界已完全不可能。散文不再是形散而神不散,而是大体在一个框架内,表现全部的心灵细节与感知的绵延如缕的密度,每个语言细节都是流动的,具有动态的思辩色彩与追究不舍的深度。阅读张锐锋的散文作品,我们常常为其中主题的交叉、繁杂感到吃惊:纵横捭阖、收容万物。他的《棋盘》,从一只魔法师一样的铜盆里看到宇宙某些隐蔽的最大节俭及等级的法则,又从蚂蚁的寓言里感到人世生活的玄奥不解。在《马车的影子里》,他从童年时代的放牧生活看到驴子之所以被人视为愚蠢的理由,同时又看到生活中荒谬的正义。而在《算术题》中,张锐锋更是通过九道算术题的解答,发现并阐释了人生的九个寓言。张锐锋是一个贪婪的“知识狂”,对什么知识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兴趣。有时他借助数学、高等物理方面的知识,甚至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这些知识被他运用到散文中,丰富和拓展了散文的主题,东南西北,上天入地,在空间和时间上都表现了一种极度的自由。
    新散文文本在结构上的充分敞开,人们已很难用主题学的研究来探察文本。他们并置式的营构使散文在各个角度上向世界敞开,这无疑增加了散文在结构上的自由性和包容性,也是对散文自由精神的很好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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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8 17:37:09 |显示全部楼层
                                六、诗性照亮词语:个体性话语秩序的建立

在语言哲学兴起语言问题取代了认识问题的背景之下,二十世纪文学理论的发展有一个明确的转向,即语言学的转向。语言由过去的“工具论”、文学附属的地位变身为“文学的中心”,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指出:“文学是与语言的各个方面相关联的。一件文学作品首先是一套声音的系统,因此,是一件特定语言声音系统中的选择。” 在另一些理论家的陈述下,甚至成了文学的本体,比如海德格尔就宣称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家园,语言在起源和本质上是“诗性”的,“语言就是原始诗作”, 福柯则言道:“人自以为在说话,实际上是话在说人”。随着语言热的逐步深入,被称为语言学巨擘的索绪尔的众多理论和概念也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和承认,比如其“语言、言语”的区分,“能指、所指”概念的提出等等。在其带动下,后起的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语言学、符号学、语义学的理论成果也得到了普遍的响应。

按照索绪尔的观点,文学是一种独特的言说方式,这个方式的背后是个体对世界独到的体验、思索、感悟,作家需要用语言的诗性来照亮贫乏的现实。可惜的是在文学史的实践中,有太多的权力系统渗透到文本的话语体系中,言说的个体性不断遭到削弱、降低、覆盖,公共性话语甚嚣尘上,就好像鲁迅所言的一部二十四史其实就是帝王将相的家谱一样,这其中,散文自然难以例外。尤其是在中国,政教伦常的因子渗透到文化形态的点点滴滴之中,“政治过度干扰了我们各个领域,包括文学,有的就被型塑被稀释了。” 文学语言被强行纳入社会制度中,为政治权力占有者支配。四川学者毛喻原先生为此在《论汉语的险境和诡谬》一文中激愤地说道:“语词是一种精神,不仅仅是一种能够规定意识边界的精神,更是一种能够突破这种边界,让意识向更多的维度拓展的精神……汉语从没有顾及、垂怜过汉人生活世界的存在真情。国人的罪孽,在汉语中找不到表达。在沉重的现实生活面前,汉语所表现出的那种莫名其妙的潇洒、逍遥和轻逸确实令人吃惊。”专制的话语体系对散文语言的打击是致命的,无怪乎祝勇用“体制散文”的称呼含盖数千年的散文创作,认为体制散文实行的是一种词语专制,通常要对日常事物进行消毒,以趋同于“崇高”、“优美”等概念。散文中普遍存在的公共化、概念化的言说方式伤害的不仅仅是散文语言本身,最重要的是对散文内在自由精神的禁锢。新时期以来对17年散文“诗化”语体所展开的大规模批判中,主要的矛头指向的正是其对个体性情的规训与淹没,由此观之,不无道理。

90年代,思想文化领域逐渐形成“去中心化”的多元格局,在此背景下,散文也迎来了多元话语的繁盛,虽然也不乏“宏大叙事”的话语,比如文化散文的启蒙话语格调,但真正的个体性话语也开始呈现,这在新散文运动中表现的非常充分。当然,这也是和小说界出现的“私人写作”、“身体写作”的潮流相合拍的,是时代性话语在不同文类上的相同表现。个体性话语是对公共话语的一种反拨,它是以散文文体的核心因素—主体人格精神的解放作为基础的。马尔库塞发现,人的解放必须打碎压抑着人的现存语言与意象,他说道:“一场革命在何种程度上出现性质不同的社会条件和关系,可以用它是否创造出一种不同的语言来表示,就是说,与控制人的锁链决裂,必须同时与控制人的语汇决裂。”

新散文作家们的艺术探索许多是从语言革新开始的。语言的革新,就是开掘出新义,以自由、新鲜的表达,来实现词语的解放。他们重新发现了散文语言的活力,并致力于个体性话语的重建。“它根植于人性的深渊之上。听命于‘良知的呼唤’,表现出人类不断选择和筹划的‘决断’状态,是在感觉意识混沌状态的促动下,直接从存在的根部升腾起来的‘有根的语言’。”  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凡是语言符号都是能指和所指的统一。一般说来,在传统散文文本中,能指与所指,即封闭自足的文本本身与文本之外所蕴涵的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是比较明朗的,因为作家在立言之前总是有一定的审美意识先在于头脑之中,文本所选择的形象、观念以及结构语言都有作家先在观念的渗透,读者通过对作家这些思想痕迹的品味可以大致把握作家立言之本意。而在新散文文本中,所指变得模糊起来,能指则摆脱了作家先在所指的束缚而一跃成为独立的主体,正如福柯所说:“文学语言通过建立一个能指的网络从自身发展起来……一旦它摆脱了所指的控制,它所展示的与其说是语义的明晰性,不如说是语义的丧失,与其说是符号返回自身,不如说是向外的散射”。

如何使散文的话语脱离病态、大话或过分雅化的泥淖,恢复散文“私语”的特性,恢复散文话语自然、新鲜、属灵的一面,对于新散文诸家来说,这是他们在创作实践中首先要考虑的问题。纵观一下他们的实践成果,他们皆以各自的探索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其中固然有“各师成心,各异其面”的因素,然而,总括这10年的创作,我们会发现,他们在重建个体性话语的道路上,大致呈现出三个向度。第一个向度是,让语言回到事物本身,致力于恢复散文话语的活力,冲破既有的散文语言的编码秩序,借助隐喻手法充分发挥词语的能指功能。正如于坚所言:“写作就是对词的伤害和治疗。你不可能消灭一个词,但你可能治疗它,伤害它,伤害读者对它的知道。”具体操作上,广泛占有来自古代、外国和人们口头的语言资源,不避俚俗,随物象的密集,让大量的词汇叠加在一起,通过词与词的组合,发掘词汇的多义性和不确定性,使语言走到公共词汇的人迹罕至之处。这方面的代表是张锐锋、于坚和钟鸣等。祝勇在《散文:无法回避的革命》一文中从词语解放的角度剖析了一段张锐锋的文字:“公元前四世纪的道路是狭窄的,它可能使一切事物在道路上相遇。正是这一点,使庄子在凝视前方时,发现了一只骷髅。庄子勒住骏马,宝鞍向后倾斜。那一刻,世界如此之轻,他所能踩住的只有一双金属打制的马镫。”作者对此做了如下分析:“先不谈这段文字连带出的虚构等问题,只谈语感。我们把名词提取出来——公元、道路、庄子、骷髅、骏马、宝鞍、世界、金属、马镫。在短短的一百多字里,聚合了如此丰富的意象。这些在日常经验里无法归结在一起的词语交替呈现,如同蒙太奇的巧妙剪辑,无疑扩大了公元前四世纪狭窄道路的空间感,使它在时间深处无限延伸。说实在话,这样的语言在新散文中算不上典型,因为每个新散文家都在不同的方向上进行着自己的语言试验。表达的自由首先从词语的解放开始。” 在张锐峰众多童年回忆与历史题材的散文里,作者通过词语的拆解与重新组合,使这些写“过去”的作品,呈现出的却是强烈的“在场感”,历史的细节鲜活地站立起来。学者评价他的作品具有典型的“智性写作”的话语风格,而这种“智性写作”绝不是对某种哲学的简单包装和贩卖,他的审视和独到思辨是建立在对词语的重新发现基础上的。与张锐锋看起来完全不同的是,于坚的散文完全取消了散文的深度,让语言最大限度地进入日常生活经验,他的语言看上去是表象的、罗列的、平视的,唠叨的,实际上在与张锐锋相反的方向上,消解了传统美文的构成,从而确立了一种独特的民间话语姿态,甚至民粹的色彩。很显然,于坚的这种过于“实在”的话语,并非是他无心而为,而是作为诗人的他有心求之的结果。钟鸣的话语实验则更加极端,在文本中,全面运用词语所指的消解和能指的戏嘻。旁征博引,充满长长的冷僻的注释,所引资料似真疑幻,在文本的运行中阐述一种“潜伏状态中的事实”——剥落附在对象身上的外在的因而是虚假的成分,“运用现代语言的叙述风格,就会使它面目全非” 。钟鸣的早期写作是在文字符号的世界里遨游,主体基本消失了,如《动物随笔》系列。他有意断绝了词语与真实的人和物的联系,善于组合各种中国的、外国的,古典的、现代的,高雅的,俚俗的语汇,解构其原来用法,赋予其新意,在浓厚的后现代风味中透露诙谐,呈现出词语的飞翔的特点。闻一多在《历史的动向》一文中指出:“诗这种东西的长处即在于它有无限度的弹性,变得出无穷的花样,装得进无限的内容。”这也可看作新散文作家们对于散文语言的追求。词语的剪接组合、词语意义的多重开掘,加大了语言的容量,增浓了语言的韵味,为读者的想象开辟了一个阔大的空间,使散文文本具备了韵外之致。

新散文作家在追求个体性话语的过程中所展现出的第二个向度是,充分调动散文话语的内在感觉化,发掘语言的质感,追求语言的陌生化功能。散文的艺术魅力,很大程度上就是靠感觉化,靠独特的感受、各种感觉的有情有味的话语去打动读者。然而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已经习惯了用一种说明性或介绍性的语言来叙事,即使是一些“美文”,也仅仅从修辞学的层面,既表达的准确和清晰、描写的生动形象、句子的结构完整和规范来要求散文话语。这当然会遭到新散文的挑战与冲毁。俄国形式主义理论认为文本的“文学性”是建立在文学话语的陌生化基础上,其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在《散文理论》中指出:艺术就是要使人像幻觉那样去感觉事物,而不是像认识那样去感觉事物。艺术的手法就是事物“奇异化”的手法,即增加感知难度和长度使形式变得困难起来的手法,艺术是感受,而不是认识。新散文的一些作家是以诗人身份转入散文,在语言的感觉化经营方面,他们有独到的体会和经验。因此,一部分作家特别致力于对感觉经验的再经验,在字质语感的锻造中,酿制新感觉和新感性,让感觉的灵动流淌在文本中。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张锐锋、宁肯、庞培等。张锐锋的散文作品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重视个体经验与感觉的再现。他常常将这些经验与感觉艺术地还原为一连串的场景,使读者置身于其中,获得跨越时空的现场感,于此激活了人们在现代生活中日益萎缩的感觉世界。在《月亮——往事的漂流瓶》中,作者曾回忆自己少年时期挖菜窖的情景:

我挖几锹就向上望一下,一些土粒差一点落到我的眼睛里,我会本能地闭上眼睛。我是想看看这些从上面飞落的微粒吗?这些微粒在我闭上眼睛的时候落到了我的脸上,正是这些不伤害人的小小事件,常常让人感到世界的温馨。我说,好啦,筐子满啦。我的祖母布满皱纹的脸就会闪现在窖口,一根绳子从上面徐徐降到我的脚底。我将绳子系紧箩筐,一筐新土便缓慢地从我的脚底上升到头顶最后又上升到大地的表面。几乎多半天的挖掘已使我陷入了预定的深度。祖母的头发被阳光斜照着,像丝绸那样耀眼,她说,差不多了。

以上这段文字,通过作者充满质感的叙述,重现了特定时空中一个个鲜活的场景,使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也唤醒了每个个体对自身的生命轨迹的深长回忆,让生活在名缰利锁之中因锱铢必较而苦不堪言的人们体验到了太阳照到窖底时的片刻辉煌。现代人类精神的困境,是与理性精神的陡涨和美学精神的丧失同步出现的。张锐锋的散文以大量的艺术化的情景再现激活人们的记忆与感觉,使人们通过散文回到活生生的现实世界去听、看、嗅、触、尝,进而唤醒作为人的独有的审美意识,让灵魂得到全方位的滋润,应该说是实践了他自己营建“美的语言花园”的主张。庞培的文本犹如一个个玲珑剔透的小玻璃球,在阳光下兀自放着七彩的光,“停留在事物的表面上,让事物自己言说、表达,开放出语言中的花朵来” 。如《铁轨》:“家园近了。站台上一辆机车冒着烟,仿佛一名昔日同学的满脸泪水,突然在大街上纷乱的人群里认出你。它惊诧的眼睛就是在日夜疾驶中消逝的旅程。沉甸甸的行李,过分空荡荡的站台过道(地下)以及像一颗空荡荡的心那么大的出站口。广场上的钟——那巨大的指针正好对准你视觉中的往世——又一次别离”。短短一百三十多字,捕捉着瞬间的感觉和情绪,几乎每一个词汇皆敲打在读者的心灵之上,产生突然的、异质的感受。还有他的《五种回忆》里对水缸盖上的“锈味道”的描写,“那是一种复活的味,一种人在水里仍剩有某种前行的欲望的辛苦的滋味,大梦初醒的滋味。”通感化的叙述使特有的感觉也升上了读者的心头。在新散文作家的笔下,词语、句子、段落都具有独立的审美意义,它们甚至并不依赖全篇的架构而独立存在。语言不仅是记事与传达思想的工具,它们有自己摇曳的姿态与可能性。这让人想起卡西尔的一段话“正是语词、语言,才真正向人揭示出较之任何自然客体的世界更接近于他的这个世界,正是语词、语言,才真正比物理本性更直接地触动他的幸福和悲哀。”

新散文话语转型的第三个向度则是私语化的极至—身体言说,所谓身体言说指的并非是小说界的身体写作或诗歌界的下半身写作,也不是仅仅针对“身体”立言,“身体性不仅仅是肉体性,身体我觉得它更强调生命性。生命性它能散发出一种气势,这种气势能够像闪电或地震一样抓住你,如果一首诗能够像闪电一样抓住你,它没有身体,那它怎么抓住你?所以身体性不能理解为那种具体的,生理学上的,它不完全是这种东西,当然也包括这些东西。身体性就是场,道场,有的诗完全是用人体器官的词来写,但没有身体性,这里身体只是一具死尸而已。身体性也许可以说是某种语词的组合所创造的在场感,场中的活力。”  由于坚的发言可以看出,真正的身体言说是个体性、私密性的,它从向内探询开始,发掘本体的思维、意识,然后再发散到对外在世界的认之中。这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周晓枫和于坚。本雅明说:“公众最愿听的已不再是来自远方的消息,而是使人得以把握身边的事情的信息。” 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判断:“世界的问题,可以从身体的问题开始。”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到,一种新的文学变化已经来临:从冷漠的政治社会回到人性的身体社会。

    致力于身体言说的新散文作家更多地是从生命的存在境域出发,从人的自然属性出发,不断地逼近各种人性的潜在部位,倾力于对人类生存内部的困厄、迷惘、焦灼、苦难进行一种深度的理性探究,以取代传统散文写作中过度自信和执著的理想特色。对他们来说,英雄式的精神召唤、人性化的道德启蒙以及民族文化的现代建构之类的宏大叙事,已不是关注的重点所在。面对改革开放后的现实背景以及逐渐回归到理性秩序上来的生存状态,他们需要的是从现代性的历史演进中,对个体的人的存在本质进行更多的拷问和探析,尤其是在人的非理性层面上,在那些被日常文化遮蔽了的潜在部位,给予个体生命更多更深的审美发现。于坚是新散文作家群体中践行“身体言说”最自觉的作家,他的《人间笔记》、《棕皮手记》及“云南系列”等作品,以其对日常生活经验的执着开掘和对事物本真细节的“超级细写”,使散文真正成为一种“存在性”的写作。在于坚的作品中,我们发现在他的内心深处总有一种细密的日常经验,那些琐屑、分散、粘稠、减速、延宕、不发光、限量的日常经验,在被压抑既久后要寻找一个通道迸涌而出。它无关乎形而上,无关乎先验真理,无关乎终极价值;但是,它对活生生的个体生命而言,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新散文的另一个代表作家周晓枫一直致力于真挚、痛切而富于诗意地书写女性的成长经验,其作品《你的身体是个仙境》、《铅笔》、《桃花烧》、《合唱》等,皆烙上“身体言说”的印痕。“身体”一词,是周晓枫散文的关键,她曾所过:“最鲜活、最丰富、最不可替代的直接经验和素材,无不来自身体的亲历。”

在《你的身体是个仙境》一文中,作者通篇都在写作为女人的“我”和女性的“身体”:从月经、流血到生育,从肉体的疼痛到肉体的享乐,从恋爱的触摸到性爱,从性器官、性工具到生殖的秘密……作者以极为敏感、细致的触角,沉静、内敛和带有疼痛感的文字,极其真实地呈现了女性成长的经验,而且字里行间充溢着对女性“身体”以及与“身体”密不可分的爱情和婚姻的深层次的思索。周晓枫在写作中对“身体”的重视和强调,表明了她对这一最宝贵的创作态度的珍惜和倚重。谢有顺在《文学身体学》中强调:“身体意味着具体,活力,此在,真实,它是物质的灵魂。”“身体就是文学的母亲。一个作家,如果真的像热爱自己的母亲一样热爱自己的身体,热爱身体对世界的卷入,并寻找到身体、语言和世界之间的秘密通道,那文学为他(她)打开的一定会是一个崭新而奇妙的境界……连肉体和身体的声音都听不清楚的作家,一定是苍白的作家。” 周晓枫在其作品中建立了一种极其强调个人经验、个人见地、个人的话语方式。从她的文章中,我们能够极为清晰地听到她个人的声音,嗅到她个人的气息,包括她所处社会或时代的声音和气息。我们在感受她的文章所提供给我们的丰富而鲜活的人生经验的同时,也感受到了她自身的敏感、思想、智慧、少年时期的叛逆和成长的欢愉与疼痛。

于坚等新散文家的“身体写作”,是对长时期以来“诗言志”的矫正和背叛。新散文作家们的创作实践,也使我们相信,散文将会越来越体现存在意识,并通过对身体细节的诗学转换,创造出一个具体、及物、在场的新的散文境界,以彻底反抗长期以来压抑身体、虚化灵魂的散文传统,使散文走向真正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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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8 17:38:36 |显示全部楼层
结语

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新散文”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80年代中期以来“艺术散文”、“新生代散文”等创作潮流的延续和伸展。立足于90年代散文热的大背景和思想文化界“去中心化”的社会基本语境,是散文界努力“恢复个性”的集中体现,在这一点上,也与五四散文传统遥遥相应。在具体实践中,他们致力于重新确立散文的话语秩序,在文本的叙述姿态和语言创新上走得很远,某种程度上具有拓荒的文学史意义。并在多个层面上对传统散文文体形成挑战和冲破的局面,其中包括跨文体写作方式、虚构和想象性品格融入、体制的超越、叙事的调整、个体性话语的创新等等。新散文诸作家有着自觉的文体探索意识,个别作家甚至走得非常遥远,显得异常“前卫”和“先锋”,也引起了散文界的侧目。

毫无疑问,“新散文”在文体探索上留下了太深的“脚印”,这对散文文体的拓宽以及由之而来的对散文内在精神的重新审视方面,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启示。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与轰轰烈烈的创作实践不相匹配的是,其理论架构还相当单薄,除了对散文传统的激越批判之外,并没有能够为散文的现代性发展提供新的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在其文体探索的过程中,对文学形式的过度迷恋也留下了许多让理论家诟病的地方。2006年5月13日《羊城晚报》发表了陈剑晖的长文《新散文:是散文的革命还是散文的毒药?》,矛头直指“新散文”写作的软胁。从此开始,关于“新散文”写作的争论拉开了序幕,包括对新散文概念的认定、“个体性”的体现、是真正有意味的形式还是哗众取宠的技术主义崇拜等诸多方面都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争。在对“新散文”发出质疑的系列声音中,陈剑晖先生的声音无疑最为有力,也最应该得到重视。他在理论文章中首先对新散文的理论倡导提出了质问,尤其是针对祝勇和林贤治这两位新散文的理论旗手,对于他们矫枉过正的理论话语进行诘问,如对“体制散文”的武断归类,如对90年代散文成就的否定。(两者皆见于祝勇《散文:无法回避的革命》一文)他的批评其实是非常到位的,祝、林两位的理论文章更多的不是出自客观的学术立场,而是出自于批判的激情和思想的勇气,思想的锋芒掩盖了学术的推导,这使新散文在理论确立上先天的存在着不足。其次是对部分新散文“恶劣个性”的批判,集中见于对刘春《简史》与祝勇的争论。认为“新散文的写作在总体倾向上的确是越来越疏离时代、社会和历史,越来越拒绝大众的参与,更不用说以散文的方式去改造社会,去塑造当代人的精神和灵魂。总而言之,一切都是偶然的、随意的、浅表的,没有任何责任担当的。” 认为“个体性”的无限扩张,使部分新散文作品成为“一个远离大地、孤悬半空的楼阁”,成为“琐碎的私家生活的展示和意象比喻的大剂量炫耀”,成为“粗鄙丑恶的生活现象的罗列”。

以上的批评也指出了当下新散文创作中的一个症结,即在追求个体性的道路上一些散文作家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走向了自恋。过分地自恋恰恰伤害的是作家主体的精神个体性,就像列宁所言“真理再往前一步就是谬误”。再次是对新散文过分追求形式实验的置疑。认为为革新而革新,会从根本上解构散文文体内涵,“文体不仅仅是文体,文体的探索要和追求作品的深度模式联系起来。……是将个性和自我的宫殿打开,让社会的氛围、时代的精神、大众的情感和人类的命运融进其间。” 首都师范大学的黄雪敏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并为之而担忧。在新散文的创作潮流之中,文体探索走到反面的例子确实存在,把文体创新当成了散文创作的目的,很显然是本末倒置的。关于这一点,谢有顺的一段话是很有启发性的,他说“先锋并不只代表艺术的前卫性,它更重要的是指精神上站在时代最前列的人,先锋不仅是艺术的,更是精神的,他们是一些有勇气在存在的冲突中为存在命名的人。”

新散文作家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散文的文体探索并非散文价值的全部。文体探索仅仅是一个方面,所以,散文如果只是停留在文体的探索,仅仅具有一种先锋姿态是远远不够的。文学史上不存在有纯粹的艺术革命,任何的艺术转换的背后,都是以精神转换为动力的。但愿这10年的探索仅仅是新散文运动的第一步,接下来,他们需要面对的是,如何在新世纪的散文实践中为散文注入精神活力;如何让“大我”真正凸显在散文文本之中;如何让文体的革新与散文内在精神的“大气”更好地结合在一起;如何在理论确立上树立严谨、丰实、有创见的话语体系。解决了这些问题,新散文之“新”也许才算真正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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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后慢慢读!教授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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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30 01:00:44 |显示全部楼层
仅仅把散文改革集中在“文本改革”,我认为是不够的。在文体探索集中在艺术手法的多元并举,以及对他种如绘画、音乐、建筑等艺术形式的兼容与借鉴方面……这些都是在写作形式的多元化而付出的努力。
散文改革的重心还是应该放在散文家本身的心灵建造和民族心灵的建造上,这好像有点空洞,却是真实地每天发生的事情。心灵解放是变化的内因,文体探索等属于改革的外部形态,没有 内因做根据,外部的探索最终会枯萎的。
文化散文刚开始的时候雄心勃勃,但是很快进入了反面,因为在很多人那里,“文化散文”成了一种公共话语的新的载体。与散文散文里应该有的人物和景物隔靴搔痒。

http://blog.sina.com.cn/gkn1956,我的博客没有豪言壮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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