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选择 进入手机版 | 继续访问电脑版

新散文观察论坛

 找回密码
 立即注册
搜索
查看: 2044|回复: 7

傅菲散文作品(一)

  [复制链接]

1937

主题

71

好友

2万

积分

管理员

Rank: 9Rank: 9Rank: 9

发表于 2013-3-11 14:50:35 |显示全部楼层
  米的两种颜色
  傅菲
  对于枫林而言,所有的村道并不是通往外面的世界,而是通往大米。米是另一种庇佑人的庙宇,它聚合了光,也聚合了哀乐。它是我们肉身的全部。下种,翻耕,插秧,耘田,喷药,收割,翻晒,碾米,这是一条崎岖的路;吐芽,抽穗,灌浆,又是一条向上生长的路。我看到的人群,都是在这条路上往返,穿着盐渍漫散的衣裳,挑担粪桶,悬着沉默冷峭的脸。他们出发的时候还是个郎当少年,回来时已是迟暮老人。
  “我爱自己的女人一样爱大米。”一次,下村的米馃叔叔在我家喝酒时,谈到了大米。他隔三差五就和我祖父喝酒。他们是忘年交。我祖父说:“我是爱自己的血液一样爱酒。没有酒,哪吃得上大米。”米馃叔叔以前是个老单身,不是他人愚钝,而是他游手好闲。他是个蹩脚的油漆匠,穿件白衬衫,光亮着皮鞋,头发抹点茶油,在村里晃来晃去,晃到吃饭时就来我家。我祖父对我说,快把荷叶勺拿来。荷叶勺是个长柄的竹兜,伸进酒缸,提一勺,刚好一碗。一人一勺,两人都醉醺醺。米馃叔叔一醉,话特别多,说他的相好,哪个哪个村的,唾沫四溅。他一走,我母亲就把菜倒了。母亲说,老单身谈女人就像讨饭的人吃红烧肉下饭。在我外出读书的那年夏天,米馃叔叔的弟弟在耕田时,癫痫病发作,死于窒息。他弟媳妇连丈夫下葬的钱也没有,扔下三个小孩,逃走了。米馃叔叔找了六天,才在一个远房亲戚家找到。
  弟媳妇成了他的女人。米馃叔叔像一头耕牛一样干活。他的头发和胡须,从油黑变成了苞谷须的颜色。每年年夜饭过后,他会来我家,他是躲债的。他是个乐观的人,说,等华华有出息了,问题就不大了。华华是他的侄子,还在读初二。华华三兄妹成绩出奇的好。米馃叔叔说,就是做死了,也要培养他们读大学。在我到市里工作的第二年,快过年的时候,米馃叔叔找到我,说:“你给想想办法,我年都过不下去。明年开春,华华的学费还没着落。”他穿一件破片一样的棉袄,黑黑的棉絮油油地翻露出来。我说,我给乡政府说说,叫民政支持吧。我领着他到饭馆吃饭。他脚上的解放鞋湿湿的,因为冷而佝偻着身子。他的脸像悬崖,孤绝,贫瘠,钢硬。他把四个菜全吃完了,菜汤倒进碗里,脖子一仰,一口喝了。他说,他已经好多年没吃过这么有油的菜了,只是饭软了些。他要吃那种硬硬的饭。他是个爱说笑的人,他说:“我问你,是钱好,还是米好。”我傻傻地笑了起来。他又自言自语地说,米好,米好,有米,人就不会死。米馃叔叔养了一头牛,他靠耕田养家。到了忙季,他晚上还耕田。他老婆在前面打着火把,他在后面扶犁赶牛。耕一亩田,二十块钱。
  前几天,我母亲对我说,米馃叔叔在今年四月死了。我很惊诧。我母亲说,米馃和易冬一起去坪坞耕田,易冬在上丘,米馃在下丘,边耕边聊,聊聊,下丘没了声音,易冬回头一看,米馃伏倒在田里,易冬慌忙去扶他,他的身子都硬了,满脸泥浆,手里紧紧拽着牛绳。我母亲说,米馃是做累死的,他吃一碗饭,真不容易,一个女人的两个丈夫,死法一样,是命。米养人,更伤人。
  我在乡间教书时,做过一次家访。家访的村子叫鹞村,意思是只有鹞才能到达的地方。我还在吃午饭,同去的老师汪邦松说,快吃,不然赶不上吃晚饭。对山的高度,我没有具体的概念,站在操场抬头一望,还没村里的梓树高。爬起山来就不一样,山一层叠一层,路仿佛是绕线圈,一圈又一圈。我大概问了十几次学生,到村里还有多远,学生说到了,就前面那个山头,但就是到不了。到了学生家里,已是掌灯。村子只有十几户人家,牛屎一样堆在板栗树丛中。正是收苞谷的季节,院子里堆满了苞谷棒,房梁上屋檐下,都挂满了。家长事先不知道我们要来,饭菜也没准备。在南方,尤其在上饶这样的产粮区,种苞谷是很少的,要种,也只是在田头地角种几株,哄哄孩子。而鹞村的山梁上,开出一道道埂,种满了苞谷。家长说,鹞村没田,只能种苞谷。但苞谷并不是他们的主粮,吃的还是大米。他们把苞谷挑到山下卖,再买米挑回来,因为山高路远,一次挑七八十斤,吃上十几天。米缸,一般是放在厨房或厢房角落里的,而鹞村的米缸则用绳索吊在厅堂的悬梁上,要舀米,就爬上扶梯。米缸为什么要放的那么高?我问家长。家长说,人世间是有神的,而米神是最宽仁的神,要天天供奉,正月初一是米神的生日,家家户户要祭奉,不能吃与米有关的东西。我想,在鹞脊背上的村子,他们比一般人更深知,一粒米爬进嘴巴,路途是多么遥远和艰辛。假如苞谷收成不好,米成了他们隐藏在心里的疾病。山上的野猪特别多,爱吃苞谷,为防野猪,他们在苞谷地搭茅屋,像个游猎人。米,美好而惨烈。
  2004年九月下旬,万年县举行国际稻作文化节,我去了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仙人洞是个石灰岩溶洞,呈半月形,可容纳一千多人。吊桶环位于溶洞南侧山头上,形似吊桶,是原始人的屠宰场。1995年,中美联合考古队发现了打制和磨制的石器,骨器,以及人类最早的陶器,记事符号的骨标,更令人惊奇的是,出土了大量的栽培稻化石,距今已有一万四千年,是迄今为止地球上发现最古老的稻作遗址。很难用一个词去形容米,它在人的衍变史上,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它一粒一粒地繁衍,一季一季地生长,一餐一餐地喂养。是米书写了人,是米还原了历史。历史上,所有的起义,不仅仅是为了政权,更是为了米。谁掌控了米,谁就掌控了命脉。米等同于话语权。米就是生命中最高的帝王。我们血管里流淌的是什么?说是血液,倒不如说是米浆。或者说,血液就是米浆。
  而我们对米的描述,是那样的唯美。“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800年前,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骑着高头大马,夜行在上饶县的黄沙道上,当他跨过溪桥,看见茅店村鹧鸪鸟一样安卧在稻花环抱的田野中央,他脱口而出。一个纵情于酒肆的人,他看不到埋在泥浆中的脸,看不到磨圆开裂的手指。辛弃疾也不例外。米包裹着旷古的黑,无穷无际。它就是稻田深处的背影,瞬间被雨水湮没。而在我们的眼中,它是洁白的替代词。是的,米,一个闺房(谷壳的一个象征)里的女人,圆润,丰满,在蒸汽的沐浴中脱胎换骨,成为至上的美人;米,一个子宫(谷壳的另一个象征)里的胚胎,它的发育使人疼痛,也使人幸福。
  从小到大,我的胃口就特别好,按我母亲的说法,是我童年时期红薯吃得多。母亲说,胃肠像下水道,不断地通,才会不阻塞。那时经常断粮,红薯也成了主粮,红薯切成粒状,晒干,蒸饭时伴一些,通常是一半米一半红薯粒。我大姐端一碗饭,坐到门槛上吃,把红薯粒捡出来,喂鸡。我祖母看见了,就用筷子打她,边打边骂,说,红薯又不是老鼠药。大姐打开饭甑,看见红薯就哭,蹲在地上,抱着头。我吃饭,觉得特别香,慢慢嚼,有甜味。人生在世,没有比吃饭更幸福的事,也没有比吃不下饭更痛苦的事。一个人,对米饭的态度,可以说是对生活的态度。一个厌食的人,唾弃米饭的人,我会说他(她)是一个了无生趣的人。
  我对米最完整的版本记忆,源于一个水碓房。水碓房位于村后的涧溪边,低矮,窗户阔亮。涧水引到蓄水槽,闸门一放,水哗哗哗地泻到轱辘上。轱辘有三米高,是厚实的松木制的,转到起来,会有咿咿呀呀的响声,像一支古老的歌谣。轱辘的轮叶,呼哒呼哒地打在舂米的吊头上。舂槽是花岗岩挖出的凹穴,而吊头是圆而粗的杉木柱,米倒在凹穴里,吊头很有节奏地舂下来,一下一下。枫林人说,舂米就像媾合。吊头有四个,不用的时候,各用麻绳吊在梁上,像一群马,整装待发。水碓房到处是糠灰,还悬着透明的蜘蛛网,麻雀扑楞楞地飞来飞去,嘻嘻地叫,犹如一群偷吃的孩子。晒透了的谷,倒进凹穴,慢慢地碎,再倒到风车里,吹,一箩是米,一箩是糠。守房的,是一个老头,有六十多岁,个子高高大大,常年吃斋,脸色是米瓜的那种蜡黄。他像个禅房的老僧,头秃光了毛,手里拿着芦苇扫把,一遍一遍地扫地上的糠灰。舂一担米,给他一升。他是个孤寡的人,我也不知道他老婆死于哪一年。他有一个儿子,叫春发,还没结婚就死了。春发和一个叫幼林的人打赌,他说他能吃三升米的糯米馃,幼林不信,幼林说,你吃得下,我出三升糯米,再出三升,给你带回家。打赌的那天晚上,幼林家围满了人。打馃的人趁人不在,吃了两个,有人碰见,说,烂是烂了,好糯米,就是糖少了些。春发吃完了糯米馃,被人抬着回家,那天晚上就死了。村里人说,春发好福气,是撑死的,来世不会做饿汉。后来村里通了电,机器取代了水碓,春发的父亲到山庙里做了烧锅僧。水碓房推了,垦出两分田。我年少时,经常去水堆房玩,把牛放到山上,就帮老头种菜。不是我多么乐于敬老,而是老头会炒一碗饭,给我当点心。坐在菜地的矮墙上,稀里哗啦,一碗饭没了,我把他的菜汤也喝完。他有时会摸摸我的头,不说话。我觉得他像饭一样慈爱。
  村里有一个杀猪佬,一年到头杀不了几头猪,不是他技术差或品德有问题,而是能吃得上肉的人没几户,要吃,就从盐缸里切一块咸肉,炖炖菜。杀猪佬矮矮瘦瘦,爱喝酒,一喝酒就流鼻涕,一副想哭的样子。她老婆也矮,挑粪萁拖着地。她有一群儿女,两年一个。杀猪佬又做不来农事,更干不了重活,吃米饭也成了问题。有一天晚上,在杀猪佬的柴垛里,一个赌博回家的人,捉到一对男女光着身子野合。男的是一个癞痢头,老单身,女的是杀猪佬的老婆。第二天,村里都流传了这个事。事情就是这样,坛子里的烟雾一旦打开,便散得到处都是。这个干辣椒一样的女人,只要有男人找她,她都要,在菜地,在岩石洞,在油茶树下,在河埠。杀猪佬打了她几次,用刀柄抽。抽也没用。她裸露着脊背上的伤口,坐在门槛上,给路过的人看。同情的人,用猪油给她搽搽,她会抱住别人,说:“我又不是天生淫荡的女人,我又没犯法,为什么要这样打我。我和男人相好一次,就收一斗米。我没办法,孩子饿不住啊。”他就不再打了,当着什么也没发生。他喝醉了,逢人就说:“我的矮X个粮仓。”
  现在,无论城市还是乡村,生活都变好了,米成了贱货,一百斤米换不到半只鞋,讨饭的人也不要米,嫌背在身上重。人种田是受苦,米出来了又遭罪。有些减肥的女人,不吃饭,只吃水果,或药丸,她嫌弃米,米成了原罪。
  米假如有人一样的心脏,必然是一颗痛苦的心脏。它有两种颜色的肌肤,一种是红色,一种是黑色。红的是热血,黑的是伤病。然而,米呈现给我们的,是珍珠一样的皎洁,让我们忍不住伸出双手,捧着它,久久不放。
  

1937

主题

71

好友

2万

积分

管理员

Rank: 9Rank: 9Rank: 9

发表于 2013-3-11 14:51:23 |显示全部楼层
你的身体是时间的容器
  
   傅菲
   人的一生就是在自己的身体里旅行。思想的,道德的,加速度的旅行。它可能是闪亮的,也可能是黑色的,线路弯曲,向纵深蜿蜒,但我们看不到它消失的地方。路上有开着各色花朵的草丛,茂密的槐树林,淌着清晨霞光的河流,高高的山冈披起淡淡的云雾,迟暮下炊烟袅袅的屋顶——我们的旅途景象,布满伤感的动人的美学。
   “我离天越来越远,离地越来越近。我已经读不动书啦。”徐克义老人坐在我书房里,说,“上饶县历代以来的文化资料,我搜集了20年,比县志还全。谁能出资出一本书就好了。”我是早上去上班的路上碰到他的,他散步到我楼下。他是我郑坊老乡,又是我单位的离休干部,更是博学的上饶通。他的刚直坚毅和严谨治学使我对他礼敬有加。我泡了一杯大鄣山茶,说,慢慢聊,先看看我的书橱。“人老了,茶不敢多喝,容易上厕所。年轻真好。”他爽朗地笑了,又说,“我经常梦到做地下党的时候。那时我们为梦想而活。一晃眼就快80岁了。去年,我检查出肝硬化,我就更不能耽搁光阴了,尽快要把书出出来。”他稀疏的白发和空阔的牙床,让我读到了时光的雕塑。
   回到办公室,我整个上午也没有说话。我仿佛看见了一种神秘的东西降临,让人恐惧,额头漫过无边无际的虚无——到了终点站台,一片安静的大海突现,四周寂寂,人迹杳杳。它的降临是巨大而无可抵挡的。
   最后的时刻,为什么我们才知道,其实整个旅途都是孤单一人。有的提前下车,有的继续奔跑,我们的终点站只是一个人的车站。
  
  
   可耻地说,我的生存哲学是身体至上,适度的享乐,吃好睡好,干事不会到斯人独憔悴的地步。谁不让我睡好我跟谁翻脸。失恋绝不痛不欲生,去干割腕的蠢事,反而我时时提醒自己,精神萎靡不振更要吃好休息好。分手的女子觉得我像泡了澡出来似的,容光焕发,断然而去。参加工作十多年,提拔干部没我,宣布名单的时候,我难过几分钟后,继而安慰自己:能写几篇没人看的歪诗就可以升职吗?!还是回家炖只鸽子吃现实。想想,我真有那么可耻,甚至麻木不仁。也可以这么说,外界很难改变我的精神状态,我在自己的轨道里自由滑翔。
   我很怕身体受到伤害,哪怕是去医院打针,我也小孩一样全身痉挛。我两岁的女儿比我勇敢,打针的时候,她会说:“打手手,我不怕。”她边说边伸手。她经常扁桃腺发炎。去年回乡下过年,她发烧得抽筋,我老婆吓得号啕痛哭。女儿打了镇定剂,就一边吊水一边吃东西了。她还不怕苦味,嚼苦药丸嚼糖一样。我就不行,黄胆水都会吐出来。去年夏天,我做了一个小手术,从手术台下来,我几乎虚脱过去,扶着墙走路,扶到电梯口,就撑不住了。护士惊慌失措,叫:“医生,医生,他瘫下去啦。”
   体育能锻炼身体,是谁都懂的道理。但我只参加短跑,乒乓球,羽毛球之类的活动。足球,篮球,标枪,铅球,我摸都不摸,因为我担心场上会发生意外。我从小就如此,没一个体育老师喜欢过我。我的爱好就是漫山遍野地乱走,漫无目的,跟疯子没两样。1996年,我拿到驾照,我目睹了我同事的交通事故——那个手扶拖拉机手在拐弯的时候,被迎面而来的吉普车挤死在驾驶座,连呼喊都来不及,头耷拉下来,血喷而出。我的同事当场烂泥一样瘫在地上。之后,我再也不去开车。我是典型的因噎废食的人。
  
  
   一次,下午班回家,我趴在餐桌上,对老婆说,快给我一杯糖水。我双手止不住地打抖,冒大颗的虚汗,浑身瘫软。我老婆说怎么会这样,吓死人了。我说我饿,我有低血糖。我忍受不了饥饿,饿了内心发慌,什么都吃,能塞肚子就行。上帝如惩罚我,千万别让我饿着。
   我还有恐高症。站在高处往下看,脑发晕,缺氧,腿软,心悬,有向下栽的感觉。在有限的旅行中,我爬不了山也坐不了缆车,干脆绝了观山的念头。
   这样似乎很变态,至少精神有缺陷。我看过心理医生,是个心理研究生。还是个女的。她30出头,卷曲的长发,说话带点北京味,肌肤洁白但粗糙,眼眶青色,一看就知道是惯于熬夜的人。
  “你几岁对女人有好感?”她听了我的陈述后,问。我迟疑了一下,吞吞吐吐地说:“差不多是十岁吧。读小学三年级。” “谈过几次恋爱?” “很多次,自己记不清了。” “通常是你抛弃人,还是被抛弃。”“说不清。” 。。。。。。。
   “说到底,你对生命的保护意识非常强,不是外界因素造成的。”她清了清嗓子,喝了口菊花茶,继续说,“有一点,你的内心绷的比较紧。以后注意加强锻炼身体和营养。”
  后来我才知道,她学的是性心理学。
   我每年会定期检查身体,肾,肝,血液,是必须的,不痛的疾病很可怕——感觉到痛就到了晚期。我们要感谢痛,感谢身体某部份的不安躁动。痛是最根本的生命意识,它把我们从梦寐混沌中唤醒。仿佛是我们的生命闹钟。说出来也是个笑话。我每天会观察自己的大便,它的量、色泽、浓稀度。好的大便带给我一天愉悦的心情,像怡人的天气。深圳的朋友吴生卫说我,假如我生在抗日时期,我会成为汉奸,鬼子的火钳还来不及烫下来,我就招供啦。我说,可以选择自杀,火钳的伤疤是羞辱的图案,永远阴魂一样跟随,而死是瞬间的。身体的尊严等同于人格的尊严。意料之外的是,比火钳更厉害的流酸没能使他屈服于崩溃的婚姻。2002年初秋,她的爱人,向他泼了两斤多流酸,从头而下。这个说话时嘴唇不断颤抖的女人,卷了所有的财产而逃。他英俊的外形得到了修改——右眼成了窟窿,我见他的时候,不忍正视。
  
  
   1984年,一个平常的年份,乌云一样覆盖了我。我14岁,读初二。之前,我不知道青年与孩子有什么区别。它们的界线是模糊的,无痕的,隐蔽的。春笋冒出地面是一夜之间的事。暑期就要到来,高年级的学生正在会考。我在同学姜永忠家玩。他的家是直条的,像一个个火柴盒排列而成。那是幽暗的正午,潮湿的地气给人晦涩、多愁的感觉。我无意中读了一本手抄本小说《表哥》。红红的硬皮,64开,我以为是《毛泽东语录》,打开一看,是娟秀的蓝墨迹字,很工整,看得出,抄写者费了心思。我一路看下去,再也扔不了。内容是表妹爱上表哥,以回忆的方式叙述,详尽地描写男欢女爱的过程,全篇充满性的兴奋、饥渴、苦盼。从来就没有哪本书如此强烈地吸引我。看完了,我被什么抽空了一般,浑身无力,口渴,淌阴湿的汗。我回到宿舍,发现自己内裤湿湿的,不是水,而是胶水一样的液体。我魂飞魄散。我一个人跑到河边,惊惧地痛哭。我不知道那罪恶的液体是从哪儿来的,是不是魔鬼的变身术,要腐蚀我的肉体。我浸泡在河里,死死地搓洗,却怎么也洗刷不干净。
   快乐就这样无声地被吞没。我觉得自己是羞耻的。我手足无措地迎接了蒙昧的青春。
   同样可笑的是,四年之后的夏天,我在县血防站的一间低矮的平房里,和一个女人拥抱时,泪水再次奔涌而出。窗外有一片梧桐,雨水一滴一滴地打下来,月光泛着雨水的皎洁。血防站在一个慌凉的山包上,四周寂寂,犹如时光的孤儿。夜色浑浊,而天空是水蓝的澄明。我倒在床上,脑中荒芜般空白——我接吻啦,第一次。她秘密的城廓展现了旖旎迷人的风光——我青春的迷宫,圆润,温热,花朵般颤动。我不但没感受到美妙,反而心中懊悔无比,痛恨自己。舌头,味觉的器官,为初恋献身。我夺门而走。雨夜的天空是那样优美,仿佛我刚刚抚摸过的脸。滔滔的罗桥河呼啸而过,增加了内心哀伤的重量。开始预示了结局,一年后,她投入另一条旅途。辗转多年,我们又生活在同一座城市。1997年,我遇见她,已经认不出来了。她有些臃肿,企鹅似的走路,头发盘了起来,眼神消失了灵气。我的眼一下子变得热热的,心里很酸。生活改变一个人,就是把这个人捏成另一个人。我记得第一次看到她的样子,穿红色的滑雪衫,扎马尾松,百合一样的脸,坐在初三教室的第三排第四座位,一边唱《妈妈的吻》一边斜过来看我——我热血汇聚在心脏的位置,嘭嘭嘭。那是预言。也是人生的开篇。
   肉体是心灵的庙宇,为什么我们要历尽生活的伤痛才懂这个道理,甚至有人临死还不明白,郁郁而终。其实它就是一座简单的老房子,它的背景是浑圆的天空,广袤的旷野。它有窄小的窗口,褐灰色的屋顶,墙上布满青苔,光线有时暗淡有时明亮,也有时模糊不清,老去的时光也会从第二天的门缝爬进来。我们看不清神龛下的人,是小孩还是老人,是你还是我。一脸茫然。
  
  
   肉体,一个曾经被诅咒的名词。它的内部像瓦窑,深邃,幽长,包裹着亘古的历史。也像酒瓶,储藏水的烈焰。我要把肉体供奉在烛台上。谁能告诉我,生命究竟是指什么,跳动的心脏?奔腾的思想?喧哗的欲望?灸热的体温?
   “你的女儿平安出来了,很干净,没有红斑,也没有头皮和老年纹。”护士从产房出来,把小女抱给我。我靠在市立医院三楼的栏杆上,心情异样的复杂。我问护士,我爱人手术怎样。我推开产房的木门,看见爱人躺在推车上,面无血色。产房——另一种子宫,暖色的灯暂时驱除了我的惊恐,四处弥散苏打水的味道。主刀医生说:“你爱人很坚强,是个用爱征服生命的女人。她睁着眼看我的手术刀划过她的肚皮。”
   光洁的额头,细软的头发,圆月一样的脸。我看到女儿的第一眼,我就爱上她。她将改变我以后的岁月。她是我生命的另一种形式。迎接生命的仪式竟是如此简单,却无比庄严。我打电话给远在赣州开谷雨诗会的江子,说,我女儿漂亮极了。时间定格在2002年4月23日9时40分。
   在产床上,下腹裹满纱布的爱人,汗大颗大颗地暴出来。我爱过许多女人,但从来没哪个让我觉得相依为命。而这个女人是。对男人而言,从肉体开始的女人,也止于肉体;从生命开始的女人,获得无限。
   对面病房躺了同样生产的女人,她再也走不出这14平方米——因麻醉剂过量已经半年多没苏醒。她彻底地告别了家,甚至她还没看过自己的小孩。
   我的父母沉浸在巨大的欢乐中,煮饭洗尿布,脚步都轻快了起来。他们没意料到6个月后,一个即将开放的生命的消失,使整个家族坠入黑暗的深渊。我的12岁的侄女死于心肌炎。二侄女叫傅日静,清瘦如枝,她与生俱来的忧愁从来就是我们最大的不安。从11岁开始,她很少吃饭,喜欢一个人独处,小小的心灵水潭一样幽深。她的爸爸,一个常年在温州做短工的石匠,蓬乱着灰尘堆积的头发,四处求医。我把他和他枯竹一样的女儿带到上饶县医院和县血防站,做了肝、胆、胰、肾、血液的检查。我担心她得了血吸虫病,或肾炎肝炎之类的疾病。那一天,我奔走在化验室与医生之间。我们表面上显得很平静,说说笑笑,五月的阳光有点燥热,大块大块地涂在大地的色板上,院子里的泡桐花让医院肃穆的气氛多了哀哀的色彩。检查结果出来,除了营养不良外,其它完全正常。
   这个结果让我害怕,说明某种东西潜藏在更深的黑暗里,躲避了仪器。我们转到市医院,把前期的化验单给医生看。那是个资深望重的专家,反反复复地看了几次,说,查查心脏吧。检查一出来,我二嫂抱头痛哭——医生说,这是心肌炎,还查不出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尽快去上海。
   上海回来,我们完全绝望了。侄女在我家休养了一个月,就回到老家郑坊枫林——时隔不久,永远从我的视野中消失,归于永恒的黑暗和沉寂。她吃饭只吃半两,有时只吃几筷子菜,路都走不了,要人背,靠滴液支持。她的意识非常清晰——她看着自己的身体如花朵般枯萎,日渐凋谢。我不知她内心的想法,也同样不知她父母的悲痛压缩成什么,放在身体的哪个部位,或许化为绵绵的泪——一年多里,整天以泪洗面。她妈妈抱她去吊针,日静靠在怀里,水吊到一半,日静说:“妈妈,我陪不了你啦,我坚持不下去啦,原谅我。”她妈妈感觉她的体温迅速褪去,仿佛回潮的河水,最后与泪水一样冰凉。
  这是我家夭折的第二个小孩。在20年前,我大哥的儿子只逗留了47天,死于肺炎,连名字都没有。
   生命是如此的脆弱,像失手摔破的瓷器。
   现在我小女已经29个月,上幼儿园了,背个动物书包嚷嚷着不是要巧克力就是要蛋糕。我希望她在能看懂这篇文章的时候,明白我的初衷和对她永生的祝福:健康快乐,自由豁达,宽爱他人,善待自己,坚忍不拔。
  
  
   一个人能来到世界上,是上天对他(她)最大的眷顾。对所有死亡的思考和讨论,都是可笑的——一个不曾进入的境界,我们永远是幼稚的。我们只梦见过死亡,目睹身体的冷却。声音的消失,视野的消失,知觉的消失,被滔天的水覆没,被黑夜覆没。这就是死亡吗。
  身体是形而下的,思想是形而上的。而疾病是什么呢?
   “我躺在病床上,最放心不下的是我的女儿和尚未出版的诗歌选集。”这是我在诗人紫薇的诗集《踏雪》后记里读到的关键语。那是江西这20年来最优秀的诗集之一。他在江西医学院一附医院住了38天,出院休养不久,就着手整理诗歌选集。他是我的多年好友,有一头树熊一样的迷人卷发。
   2002年6月18日。他的蛛网膜硬膜下血肿进入手术程序。这是一种脑内淤肿的疾病,劳累了会痛,头很沉。我去看他的时候,他靠在病床上,剃光了脑袋,而排液管游离淡淡的血丝。“江子,你把我的诗排在什么位子?”他是个乐观主义者,一句幽默话消除了探望者的担忧。他的爱人说:“在他开始的那两天,他几次差点昏睡过去。我每隔15分钟叫他。真怕他醒不了。” 他的好友王戈平也说,紫薇的毅力是惊人的。那是脑外科住院部,个个剃光头,不是头上凸出来就是凹进去。同去的铁彬对我说,他爸爸也是这样的病,再也没下手术台。
   半年后紫薇来到上饶,我们再次见面,恍若隔世。他说,他童年的脑部受过轻伤,因没出血也就没注意。真没想到,几十年后,爆发出来,像个潜伏的敌人。去年他告别记者生涯,也告别浮华,去一所大学当人文教授。他获得重生,又开始了写作,身体异常地健康。
  在《一个疾病的夏天》里,我说,人的一生就是与许多人,许多事,许多疾病相遇的过程。最后我们相遇死亡,但我们已经感触不了,我们知道了秘密,但已经说不出来。也可能我们说得出来,但我们选择缄默。
   上升——平滑——下降,这是我们在时间中运行的坐标。身体是我们紧紧攥在手中的机票。
  身体是生命的代言人,也是惟一的见证人。它作为独立飞翔的星体,会闪闪发光,在夜空(我的,你的,他的,另一种大海)绚烂。
  
   2004年10月18——23日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1937

主题

71

好友

2万

积分

管理员

Rank: 9Rank: 9Rank: 9

发表于 2013-3-11 14:52:04 |显示全部楼层
让我们在拥抱中回忆
   傅菲
   小镇等待一只手,穿过记忆的甬道,触摸它隐藏的根部。那样它就会在古城河边侧转身子,苏醒过来,它会看见一群少年在小街上奔跑,一个修自行车的老人坐在午后的棠树下打磕睡。然而,小镇是渺远的,静止的,散漫的,遗落在身体的某个部位,多年之后,会让人痛。小镇的悒郁在一颗成长的心里扩散,永不消失,构成了我`生命的天空的底色。我有关少年的记忆都停留在小镇里,说得确切些,是一个约10亩大的校园,和一条1公里长的小街。它的扩展部分,可以延伸到一片甘蔗地,一个溶岩洞,一条古城河,一些在时间的流淌里不但没有模糊反而更加清晰的脸孔。
   “河山只在我梦萦,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国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我站在合唱团的前排,神情肃穆,把自己幻想成五四时期上街奔走的小青年,热血在胸腔翻滚。男生穿草绿色的运动服,女生穿白色短袖和各色短裙,台下是全校的师生,黑压压的一片。歌咏比赛在古旧的郑坊中学礼堂进行。明瓦(玻璃瓦)散射的光线仿佛是时光的灰尘,与粗壮的圆柱、倾斜的房顶、浮动的脸庞,在美声的午后,充盈别样的欢乐和忧伤。指挥是班里的女生,叫陈震宇,扎一条马尾松,穿纯白的连衣裙。她娇美,饱满,她挥舞的双手让我想起拍打翅膀的蜻蜓。她那么简洁流畅,让我无由地愉悦——她哺育了我对女性的敬慕、审美、衷肠的情感(也许是一生的,尽管那时我才11岁)。我已经很多年没看到她。她在乡间小学教书。我结婚的时候她来了,皮肤偏黑,还扎一束马尾松,满口沙溪话,深蓝的裙子给我凝重、疲惫的印象。
   她是班里的文艺委员,我是钥匙保管员——我们的教室靠近高年级宿舍,在晚上经常失窃,班主任是个数学老师,叫徐声渊,30多岁,有些虾背,戴一副黑框眼镜,在一次自习课上(自习课通常安排在下午最后一节)说:“开学2个多月,我们班里有一位同学,每次作业都在85分以上,他叫傅旭华。我推举他保管教室钥匙。”全班同学齐刷刷地望着我。我陶醉在明星般的感觉里,这是我迄今得到最高的奖赏(虽然我此后得过无数省级荣誉,但已经没有那种眩目的感觉)。徐老师温文尔雅,书卷气息拂面,嗓音低沉充满磁性,他以父爱和严格的管理赢得我们的拥戴。在他的身上,我丝毫寻找不到社会传言的痕迹——在红卫兵时期,他是全县红卫兵的头领,坐一辆敞蓬吉普车,腰挎两支手枪,一边一个美女。我相信传言是一种出于嫉妒的侮辱。不过我的师母确实是个大美人,是城里人,在镇供销社上班,个头高挑,喜欢穿一身白色的衣服,五官棱角分明,肌肤洁白柔潤,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明亮,像一支风中的百合。上个月,我在市电信局门口遇到徐老师,他的头发有些发白,虾背得更厉害。我说我已经15年没看到你了,我没说完我就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他说他已退休,随爱人回城。他抽烟的手有些颤抖。我想起那间被雨檐遮挡了光线的教室,潮湿而阴暗的教室。教室后墙是红绿镶边的学习园地,贴满同学作文静物素描,边墙各挂了爱因斯坦、牛顿和马克思、恩格斯的画像与名言。竹片编成的吊顶被岁月的烟尘熏黄,不时脱落石灰块。窗外是一条小路一片低矮的民房,泥腥(有牛粪的味道)和菜肴的香味被风夹裹,提前引发我们的饥饿感。早读和上午最后一节课,是以倒计时的方式完成的,我们以最快的抢跑冲出教室,拿着搪瓷碗,赛跑一般奔向食堂。
   食堂堆放了泥煤,饭胚,大水缸,蒸笼,蒸汽弥漫,煤味饭香相互混合。排对的大厅有教室那么大,通常是高年级的同学排在前头——他们不断地插对,一个人打十几份饭。假如我们插对,他们就揪我们头发,拎出来,还要揣一脚,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食堂不但孕育了我的懦弱(对武力的屈服),还培养了我对金钱的热爱——条件好的同学还能买一份菜,或早餐的馒头花卷包子,而我和我一样的来自僻远山村的同学,端碗白饭空落落地往寝室走。我有好几次向父亲要钱,父亲说:“有书读不错啦!要钱干什么!”我是带米带菜住校的,米菜吃一个星期。星期天下午砍了柴,我就背8斤米拎个大菜罐(搪瓷的)去学校。父亲(打开锁,从抽屉里的塑料袋点了4张角头)拿给我4毛钱(搭膳费每斤米5分钱),微微秃了的头(给我早衰的感觉)低下来,对我说:“你别学权佬,晓得吃晓不得读。”菜一般是霉干腌菜、清水萝卜(压菜的一种)、南瓜干片、酱芋片,最好的菜就是熏豆腐,糙糠熏烤得黄黄的,用辣椒丝咸肉炒,我在教室就能闻到菜罐里的香味。可惜一年吃不上几回。几个要好的同学(大多是同村的)围在寝室的大木箱旁,边吃边聊,一碗饭就没了。某一天,在坐的突然少了一个,那个人一定带了好菜。全昌林(谁也没想到他后来会考上研究生)的菜最后一个吃完——他的菜罐一半粗盐巴一半干菜,没开水冲谁也哽不下。寝室由教室改建而成,窗户钉上几层的塑料薄膜(防风防小偷),上下两层的大通铺沿墙排列,中间一个大木架放箱子,两盏45瓦的灯泡像昏昏沉沉的眼。寝室常年弥散泔水和稻草的霉腐味,说它是我们的乐窝,倒不如说是病菌的温床。老鼠又肥又大,完全不把我们放在眼里,顾自在被窝里打滚。病菌对我们的回报,就是让我们全身搔痒,燥热——病毒性皮肤炎在全寝室蔓延,抓痒成为我们最大最痛苦的享受。而我们把寝室当作剧台,天天晚上上演“大闹天空”,摔杂耍,翻跟斗。住在隔墙的刘克鸿老师用手杖敲我们的床,骂:“流氓。流氓也有睡觉的时候。”“噗——”不知是谁,用嘴巴放了个“响屁”,大家又哄堂大笑。刘老师是孤居的人(文革下放的),墩矮,戴黑边眼镜,脾气爆燥(我们不怕他,他是心地善良的人)。姜桂棠老师就不一样,阴沉着脸,站在寝室门口,扫视一遍,把最闹的那个逮下,交值勤老师处理。他是不会逮我的,我是他儿子的“吊刀”(跟屁虫的意思)。他儿子留级到我班,叫姜永忠,是全校的混混。我们都爱跟他玩,他好打抱不平。
   胃是无底的洞,再多的食物也填不满。我们把很多时间和智慧放在寻找食物上。我父亲生怕权佬带坏我——吃,让学业优异的权佬沦为专业惯偷(专偷吃)。其实,恰恰相反,正是这个惯偷让我在青少年时代身体得到良好的营养供给,葡萄一般饱满发育。那时校园流行一首自创民谣:权佬,五分钱买两根油条;曹正权,两根油条五分钱。。。。。。曹正权是权佬学籍卡上的名字。民谣说他买一根偷一根。他是我的邻居,高我一届,个头偏矮,清瘦,小脚女人一样走路,说话的时候喜欢摸自己的头。他有一个很大(能装10斤米)的黄色的帆布书包(惟一的作案工具)。作为一种练习,他先从他爷爷家的米缸下手。星期天返校之前,他向奶奶告别(他家和奶奶家隔了六栋房子和七块稻田),他奶奶戴一副白色的老花眼镜,坐在天井边的竹椅上,慈爱地说,走路小心车吖,东西要放在箱里,别给人偷了。我晓得,奶奶,我拉泡尿就去学校了呵,曹正权一边说一边溜进橱房间,敞开书包装米。
   米换成饭票,在郑坊街上作为“学生货币”任意流通。饭票有两种,一种是塑料的(分黄色红色绿色)另一种是纸卡的。饭票通常用于买煎包子清汤牙膏牙刷,还有烟酒。街上十几家包子店,以酱油厂门口的徐记包子店最出名。店主(兼师傅)是个30出头的人,大块头,喜欢赤膊,肥肚往下盖。那时我想我不读书就跟他学徒。他把皮捏得薄而软,馅是生脆细长的萝卜丝,拌上辣椒粉,用香油猪油调匀,包子蒸得半生熟,再由平底锅煎。待包子透亮地黄,油珠一滴一滴冒出来,它的美味让我们就像一摊烂泥,瘫软下来。曹正权完全成了它的俘虏。他几乎不在食堂吃饭。他也不上早读和晚自习。我和他是睡一个铺的。他经常在夜间把我推醒,不是塞给我黄瓜,就是甘蔗,时鲜随季节的变化而变化,桃子、花生、枣、柚、桔、地瓜、红薯,都是我们的夜宵。包子、清汤、茶叶蛋,是我每天额外的伙食。曹正权从没被抓住过(可能跟他不偷杂货店有关),他逃跑的时候运动员一般快。他的木箱里全是碗(端清汤的)。一年到头我都吃他的,很觉得对不住他,有深深的愧疚,有几次,我想跟他一起去,哪怕放放风,他拒绝了。他说,被抓住了,要被开除的,你好好读书,考个好大学。他不是一个懞懂的少年,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他每天无精打采的样子,是因为时时在承受内心的拷问和责难。他混到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了。那时,我想我有了出息,我要第一个报答他(而不是父母),友谊也是终生的。而事实并不如此。我初中毕业考上上饶师范,之后便是长年的飘荡。我们见面的机会只有在过年的时候,但已经很少交谈(没有共同点),请吃饭也仅仅流于形式。他为结婚生子盖房,付出过早衰老的代价(但他是幸福的)。他的个子并没长高多少,手变得粗壮(以前细细的),额头布满沟壑一样的皱纹,性格开朗了许多,走路昂着头。我们谈旧人旧事,谈郑坊街上的煎包子,我们都会哈哈大笑。
   郑坊街是全镇最繁华的地带。假如小镇是一所房子(封闭的,记忆的阴暗,沉寂的,内心的低矮),那么这个地带就是天台(开放的,眺望的敞阔,喧哗的,思想的交汇)。上街有镇粮站,黄色屋顶的矮房一栋连一栋,空阔的晒场边耸立高大的榆树,打粮的季节,挤满了平板车、堆满谷物的箩筐、肩上搭条旧毛巾挂个军用水壶的乡民。下街是车站,老式青砖的两层楼房。车站没有始发车,过往的车辆停下来(一天只有12趟车过往),卖甘蔗的,卖花生的,卖油条的,就挤到车窗口,说:“买吃的,买吃的。”车开了,钱还没找,旅客叫了起来:“找钱啊。怎么不找钱?!”谁也不会理他,让他垂头丧气。而上车的人,被下车的人堵在门口,人推搡人,好不容易上了车,摸钱买票,手一伸进口袋,人就急得慌神:“谁偷了我的钱?”接着就哭了,双手抱头蹲在过道:“我怎么回家呀。”售票员一般是中年妇女,背个黑色人造革的挂包,表情阴冷(每天看见被偷的事情),说:“没钱买票快下车。”车站的外墙贴了判决布告、手写的寻人启事、镇电影院的海报,还有一条用石灰水刷的标语: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地上扔满甘蔗皮,破报纸,旧解放鞋(单只的),尼龙绳(短截的),跌碎的玻璃罐。它是我人生的始发站(我的终点站在哪呢?),南来北往,满面尘埃。在粮站与车站之间,是繁杂的店铺,裁缝店,布店,钟表维修店,杂货店,剃头店,饮食店,烤饼店,卤菜店,制称店,烟丝店,花圈店,农用品店,鳞次栉比。店铺由临街的民房改造而成,外墙打个大窗口,搭个塑料棚,门前摆一货摊,各色货物一目了然。整条街道被塑料棚遮蔽。摊子也多,有修鞋的,补锡漏的,卖凉粉的,卖竹器的,卖山货的。小街就像一条堵塞的河流,人头转动,有挑筐的,有提篮的,有讨价还价的,有看热闹的。傍晚时分,小街呈现出另一种面孔——采购货物的乡民隐没在回家的夜色中,潮水一般回落,街上的居民纷纷收铺,把货往内屋搬,有的坐在檐下吃饭,有的做煤球,有的打井水,有的支起膀子吵架。也有赤裸上身,拖双泡沫塑料鞋,烫了头发的青年,像个遗少,那是混混;也有穿条灯笼裤,戴珍珠项链的待业女青年,仿佛羞涩的孔雀,她微小的忧伤不露痕迹。逛街也成了我们的“必修课”。我们什么都不买(没钱),一家一家地看,看到想买的就问问价格。但在清汤店前,我会久久地驻足,双脚被钉了一般。
   清汤店(其实是一副挑儿)在进中学的深巷旁,路口边的屋檐下。竹架支起的铺子,被油烟熏黄,油亮亮的色泽让我想起母亲的灶台。温暖的,贴心的,迷恋的灶台。架上有一口锅,油热热地翻腾,指长的面粉条变粗变长变黄,细薄的面饼变大变厚,慢慢游弋。底架是炉火,煨一锅肱骨汤,随时下清汤片。架边摆张小木桌,几条矮凳,围着吃清汤的人。2两饭票可以吃小碗(10朵),4两饭票吃大碗(20朵)。女生把这里当作自己的食堂。我三天两头的,也会节食一餐,打打牙祭。碗面上漂着葱花和油珠,底下沉了榨菜粒,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比吃一碗这样的清汤更让人幸福的。掌铺的是个中年妇女,扎条黑围裙(油垢斑斑点点),眼睛内凹。她有两个女儿,一个读小学(店铺助手),一个在小学当民办教师。这位女老师爱穿白色的裙裤,上身是桃红色,头发烫成波浪型,体形丰满。桃红色在我们那儿,是情欲的意思。她在小街(甚至全镇)上,扮演着梦中情人的角色。多年以后,我和同事(老乡)谈到小镇,谈到了这个女人,我的脸上依然荡漾少年时期的仰慕。我的同事,哦了一声,说:“这是个很有味道的女人。她喜欢站着做爱。”离开小镇,我再也没吃过清汤。前年回家过年,我突发奇想,骑8里路的单车,去街上吃清汤,但已找不到那家店铺。旧屋拆毁,盖了楼房,留下一片记忆的废墟。
   校园的生活并不是大人想象的那般单调。它的乐趣是隐藏的。像个魔盒,那么神秘,要我们细致地打开,发现。它的忧伤,纯美,简洁。它的四季,幽暗,眼神。仿佛细雨轻烟。
   郑坊中学在小镇的位置和地位,相当于人的肚脐眼。校门前有一片旷阔的菜地,白墙黑瓦稀疏地散落,背后是密匝匝的民房。到了冬天,高峻的灵山白雪闪耀,放射眩目的金光,覆盖我们的视野。冬天的小镇是肃瑟、缠绕、隐蔽的。连片黑色的屋顶埋在厚厚的白雪之中,槽檐悬挂透明的冰棱。街上人影寥落。灰色的坚韧的寒冷,无边无际地扩散,像终结的梦。我穿着笨重的旧棉袄(改装的),空荡荡的单裤在风中哗哗响动,弓起身子走路(感觉更暖和些),更多的时候蜷缩在角落(教室或寝室)里(就连厕所也不愿上)。我对冬天怀有深深的恐惧,像一股寒气从脚心直蹿心脏,令我浑身颤抖——我的脚和手生满冻疮,大面积的肌肉变紫变黑,甚至坏死,从11月初到来年2月底,我都活在这灾难一样的阴影里。当我回望1983年的冬天,我的视线在一个挤满人头的窗口改变了滑翔的轨道。有一次下了晚自习,矮房的会议室窗口亮出茵茵的绿光,聚集了许多人,我并不知发生了什么。第二天早读,教室的人围成一堆,谈武松过景阳冈的故事,说得绘声绘色,亲历一般。后来我才知道,会议室的电视昨晚对学生开放,放的是《武松》连续剧之景阳冈。
   全镇只有两台彩电,另一台在镇医院,14吋的。我们没下晚自习,就挤到窗口(老师坐在会议室里),趴在别人的肩膀上,看头扎红布的武松。之后的夜晚,我们的大脑完全被绿色荧屏占领,做梦还看见武松从高高的鸳鸯楼跳下来。《霍元甲》、《再向虎山行》、《陈真》,一部推一部走向冬天的尽头。“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上课的时候,我们还热血澎湃地高唱《霍元甲》的主题歌。我的成绩也到了尽头——呈垂直线下降。它们犹如“洪水猛兽”,向我们的心灵长驱直入,进行掠夺。这吓坏了我父亲,他跑到学校问情况,老师也不明其中原委。我像“慢性中毒”,慢慢深入,毫无差觉,直到无可救药。而把我从深渊拯救出来的是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我是听“说书”的形式完成“阅读”的。班上有个同学叫王长兴,从华坛山中学转学来的,笑起来有些眯眯眼,脸上有痣斑,喜欢谈白(侃大山的意思)。他说,电视有什么好看的,小说才过瘾呢!吃过午饭,我们半躺半靠在床上,他开始“说书”,唾沫四溅,眉飞色舞,陈家洛成了我们心中的英雄(相比之下,武松头脑太过简单)。一个中午说一回,说完了上课铃就响了。我疯狂地迷恋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楼梦》、《第二次握手》,都是在那时阅读的。我渐渐疏远了一些玩伴,比如我的同桌黄志刚、姜永忠、陈进国。与王长兴、祝晓英(沙溪中学转学来的)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他们是我的领跑运动员,而我是个赶跑者。
   单调的早晨被一个残疾运动员带来迷人的生机,简直是视觉的盛宴。他叫王志华,是个英语老师,右腿患了小儿麻痹症,20多岁,大白脸,有一身隆起的块状肌。操场的中心有两个花坛,月季、美人蕉、石榴、金盏菊,吐露四季的芬芳。花坛边有单杠双杠,这是王老师表演的舞台。一小跳,双手抓紧单杠,360度,顺时针180度,倒立,反时针360度,倒立,引体向上1、2。。。。。。。20。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那属于体操的一部分。他在单杠双杠上表现出来的才华,我离开郑坊再也没见过(每次看电视里的体操比赛,我就想起他。不知他现在活得怎样)。我疏于早读的时光,获得力与美的震撼。我斜靠在窗台,看他像花朵在枝头一样摇曳,优美,高雅,坚韧。那是人生。
   一不小心从单杠掉下来的人,是王老师的女弟子,我同年级的学友缪丽飞。她身子瘦小,一头短发,爱运动。她的强项是乒乓球,球打得凶狠准快,获过全县初中组女单冠军。她经常和我们到古城河游泳。小镇临古城河而繁衍生息。河对岸是菜地,也种芝蔴、花生、地瓜、甘蔗、西瓜,再过去半华里是石灰厂。葳蕤的葱绿在阳光下汹涌。小镇也静谧而安祥。作为友情的延伸,缪丽飞会给我许多课外读物,如《少年文艺》、《儿童文学》、《中学生作文》。她打开了另一扇窗口,让我对文字无由地膜拜。这样的情感也转移到具体的人身上。一个叫张瑾,另一叫汪茶英。张瑾和缪丽飞同班,是高三数学老师的女儿。她说标准的普通话(无形中与说方言的我们隔了一堵高墙),笑起来露出满口白牙。她看上去有些娇美柔弱,用很小的碗吃饭。我根本不敢和她说话,觉得她神圣、崇高,宛然是上帝的女儿。1984年下学期,她转学到县城读初三(我有深深的失落感,我想我以后再也不可能看到她)。汪茶英高我一级,全校举行文艺会演的时候,她的朗诵节目会把气氛推向高潮。那时全县组织了一次作文比赛,获奖作品编辑成册,她们双双入选,作文题目是《考试前后》。这本作文选,我不知读了多少遍,给我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假如人生是一场布局,而我们的未来是否有预设?汪茶英、张瑾先后与我共事,是我不曾敢想的。而缪丽飞常年被脊椎病困扰,我几次遇到她去医院就诊,手按腰脊,弓起身,虚弱的样子让我痛楚。
   小镇也是虚弱的。一次我去街上的同学饶金红家里借书,得以深入小镇的内部。房子像梦一样幽深,狭长。木质的结构,鹅卵石铺设的地面,陡坡的鱼檐,衬托出房子的古老,阴暗和潮气向人的心里吞没。我们把所有的精力放在教室里——我们认识到,人生没有退路,仿佛身处悬崖峭壁。读书是惟一的道路。到了星期六中午,我们才风筝一样回家,无际的田野把我们拥抱。一个回家的中午,突然有几个同学说,不回家了,去看电影吧,下午是最后一场,是周里京演的《人生》。
   人生就这样突然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面临毕业的选择。我们开始相互留言,拥抱,恸哭,祝福。窗前的梧桐树飘落细白的花。我们收拾简单的行李,走的走,散的散。校园空喇喇的,和我们一样惘然。大风把双手紧握的我们吹散。
  小镇最终成为我们心灵的遗址。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1937

主题

71

好友

2万

积分

管理员

Rank: 9Rank: 9Rank: 9

发表于 2013-3-11 14:52:39 |显示全部楼层
不要像我如此悬浮
  傅菲
  
  西山,从字面上就给人迟暮,迷濛,昏沉,静谧的感觉,还让人想起缓缓奔跑的夕阳,山峦的余脉,霞色的河流,坐在巷口搓草绳的老人。它像是最后的驿站,隐没的庄园,在归程上停顿的马匹。事实上,它确是一个古老破旧的村庄,纵横一条条石巷。山峦像个戽斗,装了一片田畴和村舍。左边的土公路悬在山梁,右边的机耕道通往陈坞村,远远看去,在机耕道的坡地上,西山中学像一堆灰白的鸟屎。梓树剥落了淡红色的叶,梓子白白地垂在丫上。荒坡上是一些油绿的菜蔬,枯黄的玉米杆,紫色硬漆树,没有墓碑的坟茔。几个小孩在砍茅芦,一个老人在铲菜地。田畴呈半月形,像一团包扎伤口的纱布,严严实实。我吃过晚饭,站在校园大门口,还可以看见雾气一般降临的暮色,黏稠,潮湿,夹带流逝的伤感,炊烟被风压低,而山峰浮出淤黑的脸。
  李卿调,陈祠金,和我,是住校老师,都是单身。李老师和我,是因为离家远,而陈老师是因为家里没房。李老师长我五岁,矮小,没长熟的黄瓜一般瘦,说话有点短舌,爱酒嗜烟,抽短把的。有一次,他准备去望仙乡相亲,提着一瓶酒两个桂圆包,在路口等车。一个人实在无聊,就把酒打开,边喝边等,一瓶酒喝完啦,车也到了。他却爬不上车,他醉得像条死狗。后来女方说,他跟酒瓶过生活更合适。还有一次,天下大雪,李老师不知在哪喝酒,想摸着回校,但夜深,酱一样黑,摸到村口的包子店,就摸不清路了。一条小水沟成了他强大的敌人。包子店的窗缝飘忽细细的光,他敲开门,见一个年轻女子,耷拉的乳房鼓鼓的,他说了一大堆话。那女子却听不清一句——一个醉酒结舌的人成了自己的真实的假象。她以为他要调戏自己,操起切面刀,砍他的手。事后李老师是被外村来偷狗的人救起的,他躺在水沟边,鼻息微弱,雪地一片紫红。事实上,那晚他要借手电筒。前两个星期,在一个酒席上,我遇到他,我几乎认不出来。他的脸面包一样,鼓胀,有着高血压症的老人的红润。他转了几个地方教书,今年又回到西山了。陈老师长我十岁,一窝浓密油油的头发,粗黑的胡茬,像头棕熊。他有个外号,叫“范进”。他考大学,考了八届,才得以高中,进了上饶师专中文系。学生一点也不怕他,还当面骂他“你这个范进,有什么本事教我?我要考八年,跳井死算啦。”他裂开嘴,说“我是陈坞第一个大学生,再出一个,还不知哪年哪月呢!”学生又骂:“大学生又怎样。我哥和你同年,儿子都上初中了,你呢?还是个花癫。”师生打架事件就这样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西山中学有三栋低矮的瓦房,是个“凹”字形。右边的回廊出口,有口井,左边的回廊出口,有一条山道攀过密密的油茶树,通往瑶山村,再弯上两座山,有一个两户人家的村庄,叫木勺坪。我去家访过,要走半天的山路。
  李老师在井边种了几畦白菜,萝卜,辣椒,茄子,我们没买菜的时候,就去掏采一些,哪怕刚刚催苗。食堂有十几个山区的住校生吃饭,也有吃中餐的走读生。有一个初三的女学生,个头不高,扎两条小翘辫,穿红花的披风衣。我已经忘记她的名字了。她每天带好菜来学校,辣椒丝炒煎蛋,焖肉,笋干炖肉,花样翻新。而这些菜通常是我的胃中物。一天中午,阳光暖暖的,适合睡懒觉,她跑到我房间,说:“傅老师,有好多人背后议论我。”我说,议论什么?她的脸一下就彤红了,低下头,欲言又止。我说,我已经有女朋友。为了证明我的话,我翻出笔记本,对着一张一寸小照片说,就是她,你可能认识。“哦。是小棠。她是个少见的美人。”她说完就砰地关了我的门,走了。我听到了哗哗的哭声。第二天,她就转学了。之后,我再也没见过她,像一束光的消失。
  作为爱情证物的笔记本,在两年后,随同两百多封信,在寒冬的一个向晚,化为灰烬。我边烧边哭。窗外的大雪迅速占据了我的屋顶。在这里,我不想复述这个女人。她仿佛是黑暗逼仄的隧道,我花了六年才走了出来。她消失在同样的隧道里——生活的隧道。我离开西山的第七年,她找到我的办公室,对我说:“我想离婚,你会不会娶我。”我哈哈哈地大笑了起来。我感到我的脸有些扭曲,笑得恐怖。她的脸因为缺乏良好的睡眠而略显浮肿,眼神散淡。我又说,我知道会有这么一天。“你要感谢我。当年如果我们结婚,你根本养不起我。你的才华会被生活榨取得干干净净。”她说,“我们从头再来。”我说,选择就意味着付出代价,甚至是一生的。我看着她走出回廊的背影,迟缓,凝重,像一股扑倒的龙卷风。我的眼睛被热热的东西蒙蔽。我想起模糊的西山,歌谣一样飘散,泪水一样迷濛,山脉一样遥远。
  去年,有一天晚上,我老婆坐在沙发上,双肩不断地颤抖,轻轻啜泣。我慌了神。因为她是极其坚强的人。我老婆说:“你为什么没跟她结婚?”我傻傻地笑了起来,问:“你是不是看了《没有画的画册》?那是四年前写的,你别认真。写的时候我们还不认识呢!”那是个一万多字的散文 ,记录我人生迷惘的启航。“我不是吃醋。我觉得你们感情那么深,没成眷属也算是人间有恨。”我说:“没有谁可以跟你比。跟你结婚才使我的人生完满。”我说的是真话。
  前几天,我整理自己的老照片,发现有一张是在西山照的——一个瘦弱的男子,蹲在河中的石墩上,穿黑皮夹克和黑西裤,浓密的头发微微卷曲,背景是暗黄肃瑟的茅草。我怎么看,都不像自己。与一个额头突兀,头发稀疏,脸像南瓜的人放在一起,他们的共同点在哪呢?
  
  
  午休的时候,我喜欢把双脚搁在对面吴校长的办公桌上,头往后一仰,闭目养神。阳光从小木窗蚂蚁一样爬进来,飘忽,懒散,房间被光线割成两块,一块像黄斑鱼,一块像烟灰色的瓦垄。校长一般红涨着脸,扑在我的脚边,淌细细的口水,白白的短发铺了尘埃,鼾声均匀而粗重,还不时地打自己的脸——该死的蚊子变成了血印。一群叫嚷嚷的学生会把我们吵醒。“该上课了。”校长说,“你去替李卿调老师打一下铃,他喝醉了。我也喝得差不多。” “上课的时间已经过了12分钟。”我说。你去吧,没关系,又不犯法。校长说完又倒头睡下。我从门背后,操起小拳大的铁锤,拖双松松垮垮的破皮鞋,小跑到第四根柱子,对一片生铁,噹噹噹。“谁在乱敲!吵死了。”陈祠金老师打开窗户,露出肥肥的上身,手里拿副眼镜(像滑稽的道具),一看是我,便说:“傅菲,上课了?”
  我教初一语文,当班主任,一星期12节课。按老规矩,星期四下午、星期五下午,不排课。我差不多一个月就请半天假,把星期五上午的课换一下,溜到县城去玩。县城像一个强大的磁场,我是细铁粉,摆脱不了它的吸力。郑渭波,郑发贵,徐勇都在县城,我隔三差五在《江西青年报》、《赣东北报》就读到他们的诗歌——我哪是在读诗,简直是读一张赴约的通知书:快来吧,快来吧!有一次,我玩过头了,没按时去学校。中心小学徐校长停了我半天课(村中学归他管),把我叫到办公室,质问:“你跟谁请假了么?自由主义!写检讨。”徐校长是个60来岁的老头,全县年龄最大的校长,有肺结合,一天到晚咳嗽,猴子脸,戴副宽黑边的眼镜,瘦小,走路弓着身,说话的时候,嘴巴里冒一股腐肉气。我说,干嘛仇人似的,我又不是小孩,写什么检讨。不写可以,你别想转正。他说。我甩了他的门,骑辆“飞鱼”牌载重自行车走了。我听到背后“哪是老师,简直是个流氓”的叫骂声。我骑了八公里回到西山中学,怒气冲冲地问吴校长,是谁告的状?吴校长说,告状还会有谁?潘主任。这人表面上对谁都是好好好,到了徐校长那里,谁都不好。你找他吧。我一听,软掉了。因为潘主任除了我,跟谁都吵闹过,大家骂他奸臣,爱打小报告。
  等我想到要向他道歉,已经是四年之后。我经历了人世的恶和毒,蜿蜒与沉浮。人明了生活,才会成长。我去他家,他媳妇说,他已去世一年多了。
  
  
  对某个地方,尤其是对一个驳杂的、隐隐发痛的地方,进行梳洗,是很难的。我甚至不敢相信自己曾经在那儿生活过。它是如此的简短,陌生,腐朽。其实,西山还是西山,而我已经是另一个我。只有在填履历的时候,我才想起它,有一栏属于“1989年8月至1991年2月,在西山中学教书”。
  从西山中学到我家枫林,有30分钟的自行车路程。通常我在星期二、星期四、星期五傍晚骑车回家。后架坐着李卿调。他骑不来车,为此我们经常取笑他。我沿途浏览古城河的景色,暮色从水面浮上我的额头。暮色饱吸乡村的悒郁,内敛,低垂,在河边游弋。
  那两年我过着错位的生活。我到了家里,华灯初上,家人正在吃饭。昏暗的灯光下,浮满神态自若的脸孔。我不吃饭,倒头就睡。我醒来的时候,家人已进入梦乡。我了草地扒一碗饭,就在书桌上铺开光洁的白纸上,写东西。仿佛暂时低低的飞行。这样交叉的缺席现象,让我获得安宁与沉醉。仿佛浩浩的夜晚只属于我一个人,我是夜晚降临的一部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执著于此。我像一个逃亡者,一路的躲避与隐藏,惊恐不安,惶然无措,到了夜晚身心才得以缓解。
  白纸是杂货店买的,8分钱一张,我裁成32开,厚厚地叠在桌上。我热爱光洁的质地,像一张热衷于接受抚摸的脸。在纸张上,我演绎黑暗中的双面角色,既满足于这种芜杂纯粹的言说,又善乐于触手可及却遥不可达的静听。
  更多的时候,我安静地坐在桌前,我能感觉到黑暗包裹着一缕烛光穿越心脏。那是一种天空的旷达,悬挂着熠熠的灯盏,澄碧无垠,安抚大地的沉眠。我轻轻地打开窗,一枝吐芽的桃枝伸了进来。
  我的房间是极其简陋的。一张床,一张小桌,一只经常被老鼠偷袭的鸡笼,一个旧书架。我的邻居是一棵桃树,吹口琴的蟋蟀,跳荡着水声的蛙鸣,敲打瓦的雨点,此起彼伏的鼾声。
  在深夜独坐的人,他像在和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告别,又像另一个旅途的起程。
  至今我无法知晓自己,是迷恋深沉的夤夜,还是拥抱宁静与孤独?夜夜如辙的蜿蜒中,我已经沦为自己的囚徒,在纸上的奔驰已成为绝境,也是惟一的宿命。
  烛光照耀与灰烬掩埋,同样幸福 。
  
  
  你知道,我是一个胆小的人,怕狗怕蛇,怕夜里并不存在的鬼,还怕蚂蟥。你也知道,西山中学除了石头,就是这些东西。那是一些野狗,尾巴拖地,嘴巴淌长长的口水,眼睛恶毒地扫来扫去。蛇会爬到床上,盘在那儿,一堆牛屎似的。风吹瓦缝的声音像鬼的脚步,我惧怕被黑夜包围,尤其是风雨交加的夜晚。俞美芬老师也和我一样,怀揣忐忑不安的心,度过每一个长夜。一次,她半夜惊叫起来,说看到鬼,半个身子探进了窗。我们听到尖利的哭喊声,拿着闩门用的铁条,冲出去抓鬼。抓到的却是一个人——她的男朋友,我们的同事许响贝。许说,在半夜里睡不着,想她,就冒雨来学校了。俞过了几天就调往别的学校,一对恋人成了冤家。冬天,隔不到两天就停电,我们点根蜡烛,坐在回廊上,和学生一起唱歌,谈往日旧事。我们显得有些幸福,也有些别样的忧伤,我们仿佛围着一堆并不存在的篝火,仿佛被什么东西照耀,让我们暂时忘记生活的悲凄,青春的枯寂。假如有月光,我们就可以看见大地浑圆的肩膀。
  一个人在学校留夜,我会去村里的杨志胜家。他小我两岁,上嘴唇有一块红斑。他喜欢偷狗,在田头烤熟,再拎回家煮芋头,叫一堆朋友来吃。我们的友谊从一辆破单车开始,在四处的村庄晃荡,找古树,看破房子,到农家吃萝卜饭。他的兴趣是陪我玩,侦察地形。我离开西山的第三年,他在义坞打工,谈了个女朋友,那女的提出分手,他抱了一包炸药,跑到她家,说,你分手我炸房子。被法院判了七年。我再也没看过他。
  我沉寂的生活,因远方同学的到来而生动,荡漾出美丽的波纹。尤少兵,余敏,张国鸿,差不多两个星期就会来一次。他们一来,我乐颠颠地在厨房里忙活。尤少兵在西山谈了个女朋友,他不敢去她家,纵容我打前锋。有一次,我们在河边,等他女朋友赴约,没饭吃,就吃饼干和啤酒,两人大醉。他醉了就哭。我知道他的脆弱,穷书生面对强大的物质社会,像水中的瓦坯,土崩瓦解。张国鸿自小丧母,初三那年丧父,顶职在乡供销社上班。我已经十年没看到他,不知他在哪儿,过得怎样。我在县城工作的第二年冬,我在电影院的路口,遇到余敏的父亲,六十开外的人,头发全白,荒坡一样。他说,余敏昨晚死了。我当场失声痛哭。我以为他失恋自杀。他谈了一个女朋友,是他的学生,我们都反对,觉得女孩太小。他和我从小长大,自到我离开西山。他父亲说,他死于肝腹水,从发现到死,只有三天。死的时候,靠在她姐姐的怀里,吐了很多血。一家人哭得抱成一团。他安慰他姐说,没事的,吐了血,人舒服多了,想多睡一下。他再也没醒来。我没有参加他的追悼会,面对他的死,我失去承受他冰凉面容的勇气。他埋葬在我村口的路边,我每次回家就能看见他渐渐荒落的家。他以另一种形式,警醒我:热爱生活,宽宥生活,活着就是幸福。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1937

主题

71

好友

2万

积分

管理员

Rank: 9Rank: 9Rank: 9

发表于 2013-3-11 14:53:29 |显示全部楼层
青涩之城
  ——献给海岬上的女妖
  
  “岁月匆匆,锦瑟难寻,我在十八岁时,我就觉得老了。那年我十五岁,乘船过湄公河,渡轮的笛声由天外传来。。。。。。。”我,许君,昕如,躺在14平米的客厅地板上,一边吞云吐雾,一边看让·雅克·阿诺的情色作品《情人》。简·玛奇还是十七岁,但她瓷器一样的身体,灌满了欲望之水——她的乳房犹如盛夏的石榴,她的眼神远天一样迷茫,简陋的客舍外面,是浑浊的湄公河,黄水滔滔。我们不知道是看第几遍了,一到晚上,找不到碟片看,昕如就把它拿出来,说,温习一遍吧。我们比简·玛奇大几岁,但我们对身体,对命运,不可能比她参透得更多。那一段时间,我们都热衷于看一些情色电影的碟片。我们想通过身体解开世界的谜团。
  我住在一个郊区的出租屋里。我想像过很多次,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会怎样呢?无数次想像的结果,都一样——昏沉沉地睡去,鼾声渐起。
  出租屋是一套旧房子,三室一厅。这是一个单身男人的欲望之室。每年炎热的夏天,我会赤身在房间里,走动得毫无顾忌——洗衣服,拖地,室内跑步。一个房间永远空着,成了通往外花园的过道。中间的房间是卧室,进门的右边是一个书房。卧室非常简单,一张木架床,被子零乱,有点肮脏,被头有隐隐约约的油污。枕头上扔满了书。我靠在床架上,挂个索尼的随身听,吸着烟,看书,书看了十几页,往边上一扔,换一本。没有哪本书,我能从头到尾看完的。床架上,搭着汗衫,黄的,白的,有浓浓的汗味。窗下,有一个衣柜,我只有到了冬天才会打开——几套西装,像牢狱里的刑犯。书房的角落里,有五六双皮鞋东倒西歪地躺在那儿,它们被道路所抛弃,灰尘满面,有的还黏附黄黄的泥巴。大部分的夜晚,我是在书桌上度过的。书桌底下的抽屉里,放着避孕套,女性内衣内裤,拖鞋,洗脸巾,它们还是原封不动地守着自己。它们在暗自嘲笑。一个原封不动的自己,不一定是纯净的,他或许更像汛期的水库。
  也有我一个人去看录像的时候。我看到另一个自己——他穿过拥挤的人群,像个流窜犯。他的脚有点瘸,不是因为有脚疾,而是被一颗石子扭伤。他看不到人群(人群仿佛是一团压过头顶的乌云),也看不到路障(他成了自己的路障),他红胀着脸。他来到解放路19号。
  19号是一间放毛片的录像厅。长凳子,木质的。门暗小,挂着肮脏的绒布。窗户钉了“X”字形的木板,蒙着布幔。案桌上是一台17寸的电视机,荧白的光跳动。录像带在转动中,有鱼腥味——身体发育的气味。不散的烟尘,黑压压的后脑勺,某个部位的蠕动,构成了一个变声期的衰竭——这是潜藏在青春期里羞于言辞部分。仿佛他身体内的空间,污浊,遮蔽,但惊心动魄。售票的,是一个臃肿的妇女。她胸前挂一个人造革的黄包。显然,她一个缺乏生机的人。是的,绒布背后的脸,是她日常生活的全部。然而,她是这个城市的守城人——假如把录像厅比喻作城市,充满了暗示、欲望、复制。17寸的屏幕,像一个透明的鱼缸。从鱼缸里,他认识了女人的身体。
  有一次,许君在看完录像回家的路上,问我:“你看过女人的身体吗?”我一下子脸憋得热热的,不知怎么回答。我显得语无伦次。我说,我没看过,但抚摸过我女人的乳房。他说,什么时候祝贺一下,你是最后一个处男了。我突然觉得自己很羞耻。
  弧形的郊外,铁路呈半圆形划过一片丛林。散落的民居比邻一片荒滩。整个地形是一个不规则三角形。从出租屋往右走,是铁路,往左走,是一个水果批发市场——一个具体的生活世界在此呈现,地上到处是腐烂的水果,而摊铺上的桔子,苹果,香蕉,柚子,斑斓的颜色裸露被吞咽的口感。这些水果让我想起街上的女子——可以看见深深乳沟的吊带裙;长腿;翘起来的肥臀;洁白的后背;长长的手指;圆润的脸。她们彼此映照。我在马格丽特·杜拉的《情人》里,读到了这个场景:我穿一件领口开得很低的旧裙,一双显眼的金丝高跟鞋,嵌有闪光的玻璃球,头戴一顶平檐男帽,上面有一条黑色宽带。。。。。。湄公河奔腾入海,平野一望无际,河水奔泻,仿佛大地倾斜一般。
  郊外的信江则寂寂无声。它通往的秘密之境,令人晕眩。
  我第一次发现自己的身体与以往有特异之处,是在中学毕业时舞蹈训练课上。一天,训练结束,我们一群二十几个人,在河里洗澡。我是蓦然发现的。我们在泼水,相互嬉戏,我跳出水面时,裤衩被水退到膝盖上,在让人羞耻的部位,我看到了鸟巢。我感到惊惧。我手足无措。既不安,又兴奋,对自己充满猜想。那是另一个陌生的自己——有一个魔鬼躲到了他的身体里。他第一次颤栗地抱住自己。他不知道魔鬼是什么时候来的——魔鬼是否与生俱来?他的疑问在内心扩散,使他坠入黑暗的深渊。他慌乱地穿起内裤,把魔鬼关进了笼子里。事实上,他知道,魔鬼是管不住的。魔鬼悄悄地掠夺了他守护的领地。他坐在河边的石礅上,双手捂住脸,抽泣了起来。河水晃动,天空的瓦蓝色渗透进每一滴水,他水边的倒影漂浮起来,仿佛他整个人是那样的虚幻。
  在此后的训练课上,我开始留意女生的腋窝。一个叫凤的同学,喜欢穿男人的白背心。她是一个有音乐天赋的女孩子。她练的是一种有芭蕾味道的舞蹈。她举起双手,不停地旋转——她毛茸茸的腋窝,她低垂的背心领,可以让人看见馒头一样的乳房,在上下跳动——令我窒息。这种窒息感,使我疲倦,浑身乏力,双眼发花,就连吃饭也神情恍惚。
  很多年后,我才得以看见女人的身体。那是一个隐秘的窗口。郊区的出租屋冷寂,一楼的院子里有一个卫生间,是公用的。不知道哪一天,楼里来了一个单身的女子,住在我楼下。她每天晚上八点来钟,用一个塑料袋,拎换洗的衣服去公用卫生间洗澡。我的窗户可以看见卫生间——透过虚掩的帘布,公用卫生间内一览无遗。帘布后面是一个女人的世界。帘布是淡蓝色的,中间有一条缝,这条缝也一直在我内心开裂。我是无意发现的。我在窗前做运动,我看见这个被缝隙分割的女人的身体——光洁的后背,有些下垂的乳房,喷晒的水线,滑来滑去的双手。我异常紧张,我紧紧地按住自己的胸口。我觉得身体里有一股洪水要喷涌而出。我扭转头,不看,但哗哗的水声一响,我又靠向窗前。这个女人大约三十来岁,她是那样的优美,挺拔,光洁,水龙头冲刷着她的脸,显得她身体里蕴藏着上万吨的情欲。以至于我对她的偷窥,成了我一天中最美好的期待。有一次在街上,我辨认出了这个女人。我停了下来,看着她走过来。她短发,一身紧身衣,黑色的。她有些文静(让我感到有些虚假),看上去她有些高傲。她的脸上有雀斑。她的鼻子有些塌。事实上,她是一个长相很一般的女子。我发觉,我与她有亲近感,她是我隐秘世界里的人。而她并不知晓。也可能,她早觉察出了,有一双眼睛,在暗中侵入,但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夜晚有着雷声般的沉重,嚓嚓嚓,撕裂开来,轰轰轰,滚滚而来,悠远及近。这是难眠夜晚中的一个。我睡下又爬起来,睡下又爬起来,反反复复。我内心有莫名的焦躁。我恐惑不安。我想找到谜语的答案——一个即使熟睡的人,还要拥抱自己,他的梦境都是寒冷的。我确信身体是一个迷宫,布满迷惑,没有出口。封闭的,岩石的。旷大,微妙,神秘。可以这样说,身体是另一个宇宙,所有的秘密都在于此。
  我第一次对女人的嘴唇有欲望,是在十八岁那年。那年的冬天,我几乎是在她家度过的。她是我的同学。她家的房子是木质的老屋,有些阴暗。我在厢房里写东西,她则补习功课。她看一会儿书,看一会儿我。窗外的阳光有些发白,斜斜地照在她脸上。我第一次注意到了女孩子的唇。薄薄的,殷红,微微地颤抖。她的唇传递着温暖,心跳,山村寂灭下午的空洞。一年之后,她去了外县读书。她给我来信,但我并没有回复。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我是否爱上过她,而我对她的记忆却是如此的复杂。
  “我有些伤感,看着这破船一样的屋子,从破窗可以看见外面的炉子,我记得很清,房间很暗,我的身体被街上的热闹淹没,完全赤裸,脑子空白,竟然没有注意自己已经出血。。。。。。。”“那晚横渡印度洋。在甲板上,看印度洋上空的星月,看其他船只悄然滑过。半点风也没有,但音乐飘荡在船上,那是一支很熟悉的乐曲,犹如上天的神谕。我哭起来,因为想起堤岸小屋里的情人。当初我竟然不能肯定爱他,我迷失了,就像沙中水。现在我终于明白,就在此刻,当音乐飘扬在夜空。”“她抬起一只脚,踏在船板上,仍然戴着她第一次乘渡船湄公河时那顶帽子。她知道他正远远地望着她,她也远远地望他。”这就是一个女人的初夜,和一生。电影《情人》娓娓地向我们叙述。千帆过尽,苍老的心也是一根易断的琴弦。当我们开始歌唱,我们已经沉沦。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1937

主题

71

好友

2万

积分

管理员

Rank: 9Rank: 9Rank: 9

发表于 2013-3-11 14:54:22 |显示全部楼层
胎记和釉色
                        傅菲
  
  谁都说不清,那是亘古的秘密——一个村庄的隐痛,短暂的欢愉,从暮色中慢慢浮现的脸。它们是烈火焚烧的泥,是额头溃散的冷,是胸腔里永不爆发的洪水。我看见的人,从冷寂的小巷匆匆走过,鞋子里有水,呱吱呱吱,脸往下埋,黄墙的阴影覆盖了身子。我以为他们永不回来,分散四野,最后汇集在通往山后的小路,在一片坟地消失。走得那么快,快得让我们失去对他们的观察,让我们失去对生活的悉心照料。其实,他们在一条我们所不知的道路上,又返身回来了,带来婴儿的哭声,春天大片大片的野花,饶北河腾空的呼啸。我不知道,我是否看见了他们,是否与他们再次相逢。我只听见今夜的北风掀开往日的灰尘,哗啦啦,哗啦啦,大樟树最粗的一根枝丫被圻断。北风是挥舞得呼呼作响的银鞭,大地缩成一团,结实,沉闷。猫头鹰从一个山头叫到另一个山头。这样的黑夜(我们想起众神,但众神已经死去)多么像一个盲人。一个我熟悉的盲人。
  一个被重重叠叠的灰尘所遮蔽的盲人,代替了我的言辞。我多少次问自己,为什么想起她。她还让我想起大雾,墨水,尘封的心扉,无法洞悉的生活。
  她眼睛内凹,有黄尘色的眼屎,翻动眼珠,豆腐花一样的白在滚动。“是兰花么?你两天没走这条路了。我算了一下,我菜园洞房那天,我就要抱孙子啦。”我妈去河边洗菜的路上,被她叫住了。她坐在门槛上,腿上横着一根拐杖。菜园是她大儿子。她是在菜园地生下他的,滚热的一坨肉,菜叶包着,用粪萁挑回家。菜园36岁那年,才说上一门亲事。新娘是个轻度弱智,叫水花,是上村的。也是个美人。我妈说,有孙子抱好呀,管她是谁生的。水花是怀胎待嫁的。村里人都猜不出孩子的父亲是谁。一个单身说:“是我生的。夏天割薯藤的时候,在棚坞的地里,下种了。”另一个单身否定了这个说法,说:“大家都晓得,水花上山砍柴,都是我带的。我帮她砍,帮她捆,当然也帮她下种了。”村里人问水花,水花怎么也不说,她嘟起嘴,结结巴巴地说:“他们都不是。我不能说。”从说亲,到洞房,刚好过了一季的稻子。客人边闹洞房,水花边生产。菜园坐在新郎席上,傻傻地笑。盲奶奶说,这个小孩是水边下的种,就叫水边吧。
  
  你看见菜园的房子,肯定会联想到鸡笼——手能摸到屋檐,青苔吸在瓦楞上,厅堂没有门也没有墙,整座房子没有窗户,只有两扇边门,油烟把杉木板的墙壁熏得油亮深黑。盲奶奶坐在门槛上,脸上绽放与她年龄不相称的笑容,恬美,水珠一样静,她随时做好了与路人交谈的准备。她花白的头发往两边翻卷,仿佛冬天的野箆麻。事实上,她惟一的友爱对象是水边。她靠耳朵生活在一个微小的世界里。耳朵是一个盛满声音的容器——老鼠在啃破鞋,鸡跳到了饭桌上,猪拱圈栏,一只觅食的猫把碗打碎在地,她并不挪动身子,而是用拐杖敲打门槛,噹噹噹。这是拐杖的惟一用途。她不瘸,走路也不靠拐杖引路。
  从我家到盲奶奶家,大约有110米,中间要穿过舒前列家。舒前列是个避难的移民,有六个女儿,他老婆是一个肥胖的女人。路把房子分成两边,右边是卧室,左边是厨房和厅堂。房子很小,比我家的牛圈大一些。我放学回家,就能目睹他家的本质生活。饭桌上的菜肴,是一个家庭的容貌。舒前列用蓝边碗吃饭,哗得哗得,几乎不吃菜,只是偶尔用筷子点一下碟里的酱椒。他老婆坐在小板凳上,怀里抱一个,腿上坐一个,一边喂饭一边骂稍大的女儿不懂事。饭桌上,通常是酱椒,霉豆腐,酸萝卜,黄豆,一两个时鲜蔬菜。舒前列高高瘦瘦,力气很大,靠砍柴养家,我看见他吃饭时抽动的喉管和铜铃一样的眼睛,就想起他腰间闪亮的刀。而肥胖的女人,骂了一会儿,自己会蹲在地上嚎啕大哭,没有泪水也没有鼻涕,干燥的哭声很呛人。我妈这时会出现。我妈把舒前列的六个女儿,从惊恐中解救出来。因为,胖女人一哭,六个女儿也哗啦啦地哭。我妈的法宝是端一碗豆腐或一碗咸肉。胖女人抱住我妈,止了哭,鼻涕胡了我妈衣角,抽搐地抖,说:“这样的日子到哪天是尽头啊?”在我十岁那年,舒前列一家迁居到市郊,他住的房子在一场暴雨中倒塌,使我暗喜,因为一间无人居住的旧房,多多少少让人陡生恐惧。我直到2001年,我在市区才看过他,他拉板车,在广场的拐角,卖甘蔗。他的头发全白了,坐在车子的扶手上,穿厚厚的棉袄。他已经完全不认识我,他不可能去想象一个孩子的成长,一张与20年前相关而又完全疏离的脸。
  盲奶奶家是我每天要去的。紧挨舒前列家的是一扇石墙门,黏附着爬山虎,蕨萁,青苔。我站在门口,探进一个头,低声叫:“蒙古。蒙古。”蒙古是菜园的弟弟,大我七岁,有一股牛力,摔跤很厉害。一个女声会应和:“蒙古,去放牛了。”那是蒙古的妹妹,叫烂头。烂头剃个光头,长满油疮,几只苍蝇停在疮上,赶都赶不走。蒙古是我能指挥的年龄最大的人。蒙古拖一双补了又补的套鞋,哗啦哗啦,跑出来,说:“柿子皮带来了?”柿子皮是我奶奶每天哄我的,我从裤兜里摸出几片,说:“我去读书了,你帮我放牛。”
  
  与我一同放牛的还有金炎,老七,义卿。秋收后的田野素净,亮白。豆子已经收了,还有红薯地没挖,过冬的柴火还在深山。繁忙的农事让村里人没时间打理稻草。那些稻草扎成一个个稻草人,一把把地散落在田里。那些稻草人显得孤单,像一群被遗忘的人。而一些老人,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捏一根麻绳,悠晃到田里,捡一些干净、洁白、齐整的稻草,捆到河边洗净,翻晒几日暖阳,铺在席子下面,一个阴寒的冬天就变得质朴而温暖。穿过田原急于赶路的陌生人肯定不会记住这些,他只会很留意哪条路怎么走,河流在哪儿拐弯。拐弯处是三户人家,其实是两户,有一户人已经死光了。他一定会记得村里哪棵树最高大,黄墙黑瓦,一缕炊烟系在树梢。在乡间,我度过的时光是短晢的。我仿佛轻易地理解了人生,在时间的腐蚀剂中,人很容易腐烂,我们应该明白,我们在收获什么,为什么去收获。每当我看见那些散落四野的稻草人,我突然觉得坦坦荡荡,仿佛被大野的风吹得透明。我甚至怀疑那不是稻草人,而是星散在大地上的人。
  而童年,是一团焦炭,火焰没了,温度还在,它会在某一刻燃烧,温暖一个在他乡暗夜里缅怀故土的人。冬天,我们把牛圈当作乐园。我们的牛关在一间矮小的泥房里,棚上堆满玉米秆豆秆。我们翻跟斗,打纸板,跳方格。我们提一个火钵去,用小铁盒炸肉渣吃,炸黄豆吃。他们都没读过书。他们关于枫林以外的事情,源于我稚嫩童声的讲述。金炎大我一岁,即使是寒天,也穿一条单裤。他的棉袄是他一个远房伯伯送给他的,盖到膝盖上,他的手抄进袖筒里,腰上扎一条麻绳。他从小就有轻度的肺病,不时地咳嗽。他父亲早年死于肺结核。有一年,我们都到了对身体羞涩的年龄,去饶北河游泳,他迟迟不肯脱裤子,我们就扒。他奋力地哭,他说,他没有短裤,没办法下河。我一下子呆住了——对他人的生活,我们永远是旁观者。我外出读书,和我差不多大的村里人都打工去了。老七和他大哥学油漆,义卿做了盲流。金炎始终留在枫林。他几次出去,都失败了,他连自己的名字都认不了,有一次,他还讨饭回家。他三十好几了,还没结婚。我对我妈说,金炎结婚,我要送一个礼。而礼始终没送出去,他娶了一个盲流来的女人。到了粮荒,我妈就会送些米他家,我妈说,金炎身体不好,米都没得吃,还受他哥的欺压。义卿在前几年被判了刑,在温岭偷目鱼,有一千多斤,被抓了。村里人说,其实他没偷,是被另一个人诬陷。他在警局里挨了多次打,他咬牙不说真相。
  其实我们一直生活在真相的蒙蔽之中。比如烂头十四岁就结婚了,为什么呢?一个人是怎样衰老的?真相的核心像一枚石头,沉入水底,再也无法辨认。
  
  老七的家与盲奶奶的房子比邻。蒙古有一个很大的弹弓,拉筋是汽车内胎皮剪的,弓把是油茶树丫。我们躲在老七的阁楼上,瞄准30米外公路上的货车。那是一个俯视的角度,中间的稻田飞舞成群的蜻蜓。越过公路,滚滚的尘埃散去,我们可以看见饶北河,隐没在槐树丛里。它那么慵懒,卷曲着身子,游动时,液体的鳞片闪闪发亮。货车来了,我们屏住呼吸,仿佛司机随时会发现我们的阴谋。其实是我们暗自害怕。而这正是我们的乐趣。阁楼成了我们臆想中的碉堡。蚕豆一般大的石子,尖利地穿过空气,飞向目标。飞翔的石子是沉默的,它摩擦的空气有火焰,温度瞬间剧烈升高,又消弭于冷却。飞翔无迹,在我们的视线里只是一道浑圆的抛物线。石子一般打在稻田里,或公路上,也偶尔击在车身。也有击碎玻璃的时候。司机急速刹车,停下来,看看碎了的车窗,再看看四周,他从石子飞来的角度,察看阴谋背后的脸。他拍了拍身上的土尘,沮丧地垂下双手,终于破口大骂:“谁娘x的,我们无怨无仇,为什么害我。这是什么鬼地方,要打死人的。”我们无法看清他的脸。他重新爬上车,咕咕咕,轰轰轰,他被内心的怨恨所吞没。蒙古裂开嘴,坏笑。金炎抿着鼻涕,头上蒙着几丝蛛网,脸上有景仰的气象。
  那时路边的水沟,氤氲恬淡的气息。夹沟的矮墙上,有一株柚子树,一株水蜜桃树,一丛木槿。桃树开春就把粉红的花苞举过枝头,艳艳的,充满情欲,水面漂着细瓣。柚子树常年散发刺鼻的味道。而木槿的花季那么长,剪了又蹿出来。生活在它们的开放中,显得缓慢。凝滞,被寂静包裹着的喧哗,漫流而过的哀伤,就这样埋伏在一个人的记忆之中。老七的厅堂对着水沟,宽阔的田野并没有把鲜亮的色彩吹送进来,而是把馥荔的植物体香,塞进了空气的隙缝里。厅堂是阴暗的,横梁的投影和瓦的漏光相互交织,构成童年时光的底色。我,金炎,老七,义卿和蒙古,在雨天的午后,会在厅堂里打陀螺,踢毽子,老鹰抓小鸡。有一次,大概是傍晚时分,我突然惊吓得号啕大哭,整个场面凝固了,几秒前的吵闹潮水般迅速退去。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三天的早晨。后来听我妈说,是蒙古抱我回家的,蒙古说不清我为什么哭,只看到我哭了几声,瘫软了下去,不省人事。我家里人的惊慌是可想而知的,我奶奶一直守在我床前,没合眼。我说我看见一个裸露上身的妇女,四十多岁,头发麻白,左手托住左乳房,乳房有些溃烂,流黄黄的脓水,妇女靠在中间的圆柱,看我们踢毽子。我奶奶——一个脾气古怪性格强悍的老人,颠着小脚,找到盲奶奶,问,这个妇女是否会把小孩夺走。盲奶奶说,这个妇女死于乳腺癌,有二十多年了,是老七的姑婆。盲奶奶又对我奶奶说,你孙子很难带大,他的眼睛异于常人,你让他学佛吧。
  
  在我们牛圈斜对面的岔路口,有一棵桑树,树叶披散下来,我们能听到雨水啪啪啪的脚步声,春天,脚步声是那么绵长,细密,匀称,淡淡的伤感。树底下,有一座砖头搭的土地庙。庙里摆了一副碗盏,菜油灯吐出荧荧的绿光。我奶奶每天傍晚,由盲奶奶陪同,拉着我瘦瘦的小手,去拜香。我那时就害怕死亡,也害怕荧荧的绿光。庙前的石板上,洒落斑斑油迹,乌黑,透亮,仿佛是一种暗喻。奶奶非常担心我因此而夭折——事实也是如此,我受了惊吓之后,一病不起,长达一年多,就连睡觉也要奶奶抱着,我不敢一个人面对空间,尤其在晚上,浓浆一样的黑,形成我内心的块垒。桑葚紫紫的,被叶子盖着,它内部的浆水成为糖的延伸部分。桑葚落了,夏天也走了。
  而我整个童年的快乐,再也没有显现,像一块被铲的草皮,留下秃头一样的泥地,要很多年才会长出绿色。奶奶把我活动范围,圈定在屋里,学校,和一片大约一亩大的院子。院子与我睡房一墙之隔,有两棵高耸的柚子树,一棵枝繁叶茂的桃树。树下堆着木柴,农具,废弃的杂木。可以想象,乏味单调的时光,让人缺乏生机。奶奶,盲奶奶,和我,坐在矮凳上,说一些远远近近的事。她们仿佛接受了神灵的派遣,守护着我。耽于等待的是,四月的油菜花适时地到来,它像一个老人,脚步蹒跚,从一寸走到一尺,爬一节陡峭的斜坡,在枝头休憩,淋了一身的雨水,晒了暖阳,打了盹儿,抬起头,黄黄的花冠戴到了它头上。这是我最早阅读的波浪:风压过来,油菜花犹如奔跑的女子,香气和美裹得她们放不开手脚,只能身子前倾,头微微低着,而她们的裙裾被风掀起,拱起金色海面的喧哗。。。。。。。
  你是知道的,我们的房墙有毛竹洞,垒墙时留下的。当黄昏的薄雾向人烟包围,麻雀就躲进毛竹洞里过夜。我用渔网,固定在长竹竿上,网住洞,用边弓敲墙,哐哐哐,麻雀受惊,扑楞楞地飞出来,刚好被网罩住。它不会想到,陷阱可以设在高处,陷阱在它安塌之处。奶奶用麻线绑了翅膀,炖给我吃。长大了,我们才会明白,我们与麻雀又有什么区别,即使会飞翔,也有许多东西,挣脱不了。绑缚在身上的绳子,楔进骨头里的铁钉,我们永远无法解除。
  在我24岁那年的秋天,奶奶自然死亡,没有疾病。她虚弱了多年,连人也不认得,常常把我妈叫成三姑。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一个人在上饶县城,晃来晃去,准备去一个朋友家打牌,走到路上,我突然想起奶奶,我想起她浑浊的眼,她躺在床上无力的手势。今天不回去,我可能看不见奶奶了,我想。我搭上最后一班车,赶到枫林,已经灯黑夜静。我一家人围在奶奶的房间里,失声恸哭。奶奶处于弥留之际,她无力的手想拔开人群,寻找一张脸。而她的手连风也拨不动,就那么僵硬着,成了她暗示的言辞。我叫了几声,“奶奶”“奶奶”,她睁开了最后一眼,沉重地关闭了她所有的肉体的门窗,无边无际地下沉,没有重量,把温度和呼吸留在我心里。
  
  恍如消失的那样,成长也是一夜之间的事。2001年,我带着新婚的妻子回家过年,看见水边已经是个壮实的小伙子。我说,在哪儿打工啊,要娶个媳妇了。菜园嘿嘿地露出一口黄牙,笑着说,水边刚刚从牢狱里出来。怎么会坐牢呢?我说。水边说,在萧山的一家厂里做事,拿不到工资,把老板打了一顿,就被抓了。至今不知道生父是谁的水边,在六岁那年,也失去了母亲。弱智的水花被人贩子贩卖到一百多里外的另一个乡村。几年内辗转了几个乡镇,最后水花在小镇的石峡村落户。菜园始终没有去找她。水花经常托人带一些瓜子水果,送给水边吃。记忆中,水花是个美人,丰满,高挑,白净。而她也始终不敢来枫林,她对水边的挂念,依靠饶北河的逆风,吹送而来,扑打那扇摇曳的院门。村里人倒是经常看见她——披散着头发,穿破旧的红袄,拉着熟人的手不放,喋喋不休,脸像晒干的柿子饼,嘴角淌白沫。她有男人,但没有家,她在她自己也说不清的男人身边过着短暂的生活,然后又转到另一家。
  那座小屋已经完全破败,门槛和横梁,长满苔色。菜园在屋后垒了一间土房。垒房的时候,盲奶奶还在,盲奶奶的老头金木还在。金木从刚刚架上去的梁上摔下来,断了一条腿。金木整个人都缩小了,身子佝偻,走路像风吹动的摇摆。而盲奶奶总是不悲不喜,笑容是那么慈爱,让我确信她眼睛里的金属光芒,在她内心喷射火花。烂头又会到了村里,她的老公死于绝症。她还不到40岁,她已经当奶奶了。我已经不认识她,我只能在她皱褶的脸上,依稀看到25年前略带凄凉的笑容。现在,她靠帮一个寡居的远房亲戚看守房子糊口。她二婚的老公,远在市里,做菜场早市的装卸工,矮小,喜欢夸夸其谈。
  蒙古在饶北河放养水鸭,差不多有二十年的历史了。他穿高筒的雨鞋,手拿一根长长的竹梢,跟在一群呱呱呱叫的鸭子后面,吹悠长的口哨。他有一个女人,他自己也说不清那个女人是他的什么。她是邻县的,有老公有小孩,比蒙古大几岁,她抽烟,还喝酒。她吃了饭,就找人打麻将,输了,找蒙古拿,没有钱,就回自己的家。她两个月就来住十几天,把蒙古的鸭蛋全卖了。邻居对蒙古说:“蒙古啊,四十多了,不要被这样的女人迷了眼。她要的是你的钱。你有适合的寡妇就娶来。我们能帮的会帮。”
  我并没有如奶奶和盲奶奶所期望的那样,专心向佛。我知道佛是大慈悲。让我自己不可理喻的是,曾经一度我倾心于基督教。我过于世俗,我不配做个教徒。在枫林,我可以获得慈悲和肃穆。枫林是多么广袤,容纳时间,容纳身躯,那么无边无际,就连不幸与苦难,都如芥草,只是心脏里的一块冰。
  胸怀一条河,背靠一座山。
  河是饶北河,山是灵山。我终于发现,那片田园是我的投奔处。我能倾听到那片土地的呼吸和喘息。一束稻花一条小径一片瓦砾,都在暗示生命的踪迹。生命无处不再,雨水淋湿的地方都有青草生长,冬天的梅树,叶片落尽却吐出艳丽的花。灵山终日被烟云笼罩。我能感觉到,盲奶奶对那些声音的注目——她的路口送走一拨拨的人,仿佛一夜之间从少年变得两鬃霜雪,他们是否与我一样无望而苦苦挣扎?他们消失了,他们的存在是那么遥远。他们目注生存者,知道死是对生救赎,生是对死的对抗。他们好像告诫我们,伤痛与生同在,生命很渺小,却想活出的意义。当我们轻轻地说出河流的名字,我们必将源远流长。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48

主题

14

好友

4407

积分

管理员

Rank: 9Rank: 9Rank: 9

发表于 2014-7-19 11:40:05 |显示全部楼层
一直喜欢傅菲老师散文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0

主题

0

好友

6

积分

新手上路

Rank: 1

发表于 2018-12-14 08:46:08 |显示全部楼层
好!
回复

使用道具 举报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立即注册

QQ|Archiver|手机版|新散文观察论坛

GMT+8, 2019-3-21 20:19 , Processed in 0.129002 second(s), 22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2.5

© 2001-2012 Comsenz Inc.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