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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散文,作家作品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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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25 10:08:04 |显示全部楼层
                            90后散文,起伏的夜空或者横斜之疏影
                                                                 刘军

进入新世纪以来,尽管散文热潮依然持续,但在思潮、现象、文本热点等问题上不再有高点迭起的发生。一种总体的平淡塑造了相对平直的曲线,关于这一审美态势,致力于散文批评的王兆胜、王冰等人皆有相关的阐述。就思潮而言,跨世纪前后大张旗鼓的新散文运动趋于落潮;异军突起的女性散文陡转之下;学者散文走出书斋后又重回狭小的天地;至于文化大散文,则几乎难以为继;哲理散文与青春美文因为类型文学崛起、媒介新变、娱乐转向之故,市场份额大幅缩水;而颇具声势的在场主义散文,却因为理论宣扬的弊病及文本实践的缺位而饱受诟病。对于重要的散文现象来说,书写新疆阿勒泰牧场生活的李娟散文,以本色化的语调,为现代都市文明提供了一块原生态色彩浓郁的飞地。不过,在影响力层面,尚难以企及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所带来的冲击力;2011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龙应台的《人生三书》,迅速在大众领域形成热潮,也可视为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类比于小说、大众文化场域内的话语狂欢,上述散文现象几乎处于淹没过肩的状态。若盘点文本热点,彭学明的《娘》与野夫的《江上的母亲》皆可入选,但应该注意到的是,这两篇散文形成热点的背后,皆有非文学的因素在里面。这一点,与史铁生《我与地坛》形成了差异化的对比。

近二十年的散文写作,如果使用后撤一词加以描述其整体态势的话,那么,对于理论批评而言,就不是后退这么简单了,准确而言,是溃散与贫困。理论批评的无力,恰是文学继续下落的某种表征。代际概念正是在如此不得已的情况下被推举出来,什么中生代,70后,80后,90后等等概念,纷纷见诸于论文、批评文章、访谈之中,作为描述性话语而存在。描述性话语简单而实用,却也丧失了精确性和深度。这也是为何作家、读者群体对代际概念避而远之的根本原因。作为批评从业者,再加上一直关注青年散文写作群体的成长,我曾多次为代际概念的合法性而辩护,可惜的是,在多个微信群里,每每提及代际概念,就会遭受猛烈“围攻”,这也逼着自己反思约定俗成的批评概念,重新回到文本现场,找寻异质性的因素,避免笼统的共相的指认。

国内刊物中,《西部》杂志较早地关注了90后这一新生面孔,并策划了相关专辑,文体涵盖了小说、散文和诗歌。就散文而言,从2016年开始到2018年,三年间,每年皆推出90后散文专辑,以展示这一新生群体的创作成果。如果要问及这一群体的写作特征是什么,我的回单很简单,那就是没有。没有的原因在于现代散文奠基于精神个体性的书写,精神个体性在现代社会的差异程度尤其明显。他们中间能够说得上共有的因素,大概只有年龄的属性了,这种共相如同蛇蜕之皮,就好像在说地球是所有人类的家园一样。另外,在涉及这一群体写作水平的问题上,老实讲,业已涌现出来的十几位作者已经展现了各自的写作天赋,并具备了相当可观的写作潜力。不过,距离各自在散文写作上的完成式还有点距离,诉诸全国层面,尚无顶格之作的产生。今年是2018年,90后写作群体中最大的才28岁,阎连科在这个岁数已经写出了他的小说代表作《日光流年》,大诗人拜伦、普希金皆是在39岁那年去世,而早在20岁左右的时候,他们就写出了成名作,曹禺创作《雷雨》之际还是个在校大学生,天才的创造力铸就了这一话剧经典的地位。比较来说,诗歌领域类的少年天才数量无疑处于独占鳌头的位置,小说和戏剧也不拒绝天才之作的发生,唯独散文这一文体,似乎和少年天才缺乏逻辑的关联。也许有人会举出反例,即17岁的王勃写出了千古名篇《滕王阁记》,在我的理解,这个反例则是不存在的,理由一,《滕王阁记》为骈体文,骈体近诗,这是文体上的指认;理由二,即使将这一文本视为散文,传诵的原因也仅仅是停留在辞藻的华丽、用典的雅正上,距离古典文统所标举的风骨之说,难以以道里计。散文也依赖天赋,但依赖程度不那么高而已。真正决定散文是否趋于大品的只有两个因素,一个是阅历;一个是识见。这两个因素对于90后散文群体来说,目前看还是雷池所在。

正是因为共相因素的难以把握,下面将分年份,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切入《西部》杂志90后散文专辑推出的各个作品。

               一、2016年度

本年度,90后散文专辑计推出两篇作品,分别是玉珍的《我与星辰》与程川的《亡灵书》。两位作者皆是成名较早的文学新秀,而成名的凭借却在于诗歌,因此,阅读他们的散文作品颇有趣味。

读了玉珍《我与星辰》的前半部分,猛然间想起了米沃什的《诱惑》一诗前几句:我在星空下散步, /在山脊上眺望城市的灯火, /带着我的伙伴,那颗凄凉的灵魂,/ 我无法确定到底是米沃什的这首诗给玉珍带来了灵感,还是作者试图以散文言说的形式与米沃什的诗句形成互文。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即米沃什的诗句与作者的这篇作品毫无关联。乡村的屋顶上,一个小女孩对星空的仰望,形成了特殊的精神印记,至此,“远方”蛰伏在小小的心胸中。玉珍以星空为切口,确立了某种宏大的精神能指,老子曾言“致虚极,守静笃”,在这里,对星空的仰望就成了虚极所在。不过,不管“远方”的窗口里多么灯火明亮,在散文的叙述里皆需要双脚立在大地上展开平实的陈述,遗憾的是,作者使用了老套的亲情叙述结构试图接住“远方”的垂落。作者分别陈述了父亲与母亲、我与母亲、我与祖父三种亲情关系的存在,在经验叙述上也不乏明亮的细节,比如父亲的两次跌入稻田,母亲的静坐,祖父的沉默等等。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篇散文呈现出了两极的结构,向上有星空这样的悬浮之物,亲情叙事则匍匐在地,两者之间并没有架设隐在的梯子,因此出现了某种断裂的状态。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我的判断为不仅是作者的处理能力出了问题,更重要的是,“远方”这一观念系统过于强硬,难以删除,以至于作者自身也被这观念所俘虏。这里引申一下,诗和散文乃不同的轨道,由诗而入文需形成转换。诗歌这一文体,涉及对事物的重新命名和立法,具备天然的直觉能力即可抵达;散文则意味着对世界的辨认,直觉能力和想象力除了增加语言的灵气之外,起不了多大作用,真正起作用的还是强大的思维认知能力。

程川的《亡灵书》将死亡当做哲学问题来处理,这里不仅有对死亡事件的叙述,还有对死亡态度和死亡仪式的指认。在文学话语里,死亡往往作为一个诗学问题而存在,里尔克曾说过,死亡是生命的成熟。在散文和小说里,死亡通常作为事件加以处理,而在这篇散文中,程川将一个诗学问题嫁接到散文中,或者说,往散文文本了注入了一丝超验性,进而使得作品的面目显得非常“现代”。从实验性的角度来看,这种处理方式意味着新的转向,对于这种转向,于我则心生期待。在可观性、可感性的层面,《亡灵书》中有两样东西特别扎眼。一为密集的词语阵列,经过陌生化处理的大量词句新鲜而昂扬,形成规模性的冲击力;另一为审美意象的经营,在视觉性上作者下了很大的功夫,打造了一种外显的才华。当然,这篇作品也并非完美无缺,主要问题在于艺术处理上只见加法,而不见减法。虽然今天的我们已无必要将周作人简单是文章的最高境界视为圭臬,但加法所造成的繁复无限压缩了审美的空白,在阅读接受上,导致了普遍压抑的发生。

              二、2017年度

这一年,《西部》杂志所推出的90后散文专辑比之上一年,在篇幅和字数有显著增加。读毕,在优秀之作的判断上,对着端木赐的《逃之夭夭》(外两篇)默念:“就是它了,好散文就应该是这样!”那么,这样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作者难能可贵的是在文本中确立了理解力的维度。理解力涉及到如何认识人自身,认识你自己是苏格拉底的名言,也构成了文化哲学的核心。认识你自己实际上就是人如何实现认识人自身的问题,其与认识自我分属于不同的命题。自我仅仅是单个的存在,而人自身既包括无数个独立而特异的个体,也包括类别属性的内容。从自我出发,抵达认识人自身的通道,这注定是一条无比艰深的道路,也是文学璀璨的地方。端木赐通过对身边三位人物的勾勒,有效地进入了他们的生活,也进入到他们的心理结构之中。这三位人物与“我”的日常皆有所交集,他们的活法不一,却具备了某种共通性,即自我陶醉、自我沉浸,一以贯之地将欲望投射到周围的世界,殊不知边界之外,自我之上还有更广阔的世界,他们的欲望越强烈,所制作出来的茧就愈厚实。作为旁观者和参与者,作者写出了活法的自以为是,进而对存在的局限性有了充分的揭示。泰戈尔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人走向邻人是想找到他自己,与小说叙事虚构性不同的地方在于,作者的笔下,“我”是始终在场的,他者的存在,构成了“我”理解生活、理解人的镜像。正是在镜像的投射下,人自身的影像逐渐浮现出来并走向清晰。除了内容的书写之外,这篇作品在结构上的纡徐回环,表达上的简练有力,场景铺陈上的细致而用心,皆是比较突出的。
黎子的《我爱的是一个没有声音的黎明》,题目挺好,有诗性的意味。她的落笔还是在最熟悉的人身上,一个是母亲,一个是父亲。在处理亲情关系上,应和了新世纪以来亲情散文的转向,即由过去单向度的赞颂转向新型的相杀相爱关系的重构。在其笔下,与母亲之间的爱与被爱、控制与反控制,皆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而在处理父亲形象上颇有创意,因为父亲的不在场,其镜像一成不变地叠压在其他男性身上,形成了一种梦魇般的现实。总的来说,这一篇作品直白而大胆,不过,某种内在的矛盾作者却始终无法逾越。矛盾的一方面在于作品中自我敞开的状态,笔触敢于落实到个人私生活的领域;另一方面,自我的敞开的又具备了强烈的我向性特征。因此,严格意义上用自我敞开一词是不准确的,更精准的说法是一种自我揭露,揭开与敞开虽然一字之差,却矛盾重重。
客观来说,90后散文作者中,廖莲婷成名较早,成绩也比较突出,而且散文写作还是其主业。不过,本年度所推出的几篇作品在其创作谱系种,很难说得上是优秀之作。这也让我想到另外的问题,即少年天成,其后的成长如果缺乏变化的频率,就会侵蚀写作本身。直白点说,一位青年新锐,如果过于追求发表的数量,必然是有害的。我所熟悉的另外一位80后散文新锐也犯了同样的毛病,在此不予点名。弯路超车的想法可以理解,但文学写作没有捷径可言。文学,就某种意义上而言,是一种慢的事业,特朗斯特罗姆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总共也没有写多少诗歌。本年度,程川的《城中记》再次入选。这个作品中的程川,不再是写《亡灵书》中那个专注、用力且恒定的程川,而是焦躁、心有杂念的程川。也正是写作主体的情绪状态和心理状态,使得原有的文字的流利、意象的精确有所丧失,而原本处于弱势的洞察力和识见力也未有改善。上述系列因素决定了这篇散文的基本走向和品质。

              三、2018年度

本年度的90后散文专辑读下来,前半部分如同在山岗上策马而行,清风徐来,松涛阵阵,时有清脆的鸣叫里传来,让人欢喜与荡漾。那个我熟悉的连亭从容归来,而杜永利和谢宝光也没有让我失望,尤其是来自西北的王东旭,这是我第一次读他的作品,满心的欢愉与绽放,为90后散文又添一虎翼而兴奋。而到了童天遥这里,形势陡转直下,一块石头堵在心口上,阅读的反转触发了我极为强烈的抵触情绪。在阅读的效率和耐心程度上,我无比自信,然而对于《以一朵白云为师》这个文章来说,我是强压着胸口的翻转,以极大的耐心方读完,我并没有阅读洁癖,日常境况下,阅读烂苹果的频率要超过与好苹果相拥的次数。这篇以箴言体写就的类似哲学训诫的文章在我看来,本不应该归入散文的范畴,在此,我用一句话结束我的评述:它排出了大量的汉语词汇迎风列阵,在其本质上却是对汉语的一次谋杀。

连亭的《门中少女》沉静而从容,旧时光,旧的人事,通过文字的重新抚摸,一种青石板的光泽重新罗列。按说,这个题材并不新鲜,若不相信的话,可百度下《老屋》这个题名,就会见到排山倒海的发生。其情感指向也非独辟蹊径,但连亭依靠从容的叙述,依靠观照的深度,将情感最为纯净的内核剥离出来,这其中的关键就是四个字——澡雪精神。杜永利的作品由三个章节构成,前两个扎实而茁壮,后一则稍弱。最近几年,乡土植物和物件的书写成为某种潮流,而农作物则是乡土植物的突出部。杜永利写了中国北方最常见的三种农作物,玉米、棉花和麦子,在处理上既没有将对象图腾化,也没有采取常见的象征化的言说方式,而是直击劳动现场,玉米的一切和父亲的劳作紧密捆绑在一起,棉花的生长期中,有着母亲巨大的隐忍和细心。总的来说,不拔高,不虚娇,让植物回归到植物,让人回落到岁月沧桑中,故显得有嚼头,有力道。麦子一篇稍弱,弱的原因和部分的虚化不无关系。而谢宝光的写法颇令人惊叹,这是一篇典型的新散文路数的作品,我们可从中见到,有限虚构在文本中制造出来的张力,一种浓郁的心理现实主义的气息扑面而来。

王东旭的《骡子》在语言表达层面恐怕是这一序列中最为朴素的一篇,但其呈现出的情感力量无疑又是最饱满的。一头骡子在世间的漂泊与辗转,疼痛与忧伤,构成了人间世相的某种隐喻。这篇作品继承了汉乐府“感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因情而造文,场景刻画上自然而本真,切除了文章中常见的多余物,因此形肖而逼真。而情感力量的获取主要依靠将身比身、将心比心的写作立场。关于这个问题,钱钟书先生曾有过精准的阐发,他说:“即目有会,浅山含笑,云根石色,与人心消息相通,其在六法,为用不可胜言。北宋画师郭熙《林泉高致集》第一篇《山水训》于此意阐发尤详,有曰:‘身即山水而取之,则山水之意度见矣。’”情义深重,唯在真纯二字,这个问题早成共识,不必多讲。玉珍的《陀螺与迷宫》没有实现剧情的反转,依然未打通诗与散文的阙域。作为一篇总体上倾向思辨间夹娓娓往事的作品,若缺乏强大的知识体系和思辨能力的支撑,很难成相。这方面的佳作,西方有本雅明、罗兰巴特,当下有耿占春和瓦当。徐晓的《缓慢生长》走的是老套的哲理路数,经过了解构主义思潮的洗礼,多元化观念业已确立,这种高高在上的话语姿态无疑显得过于冬烘。哲理散文的风头已经过去了,随着现代性的内转和深化,欲卷土重来,恐怕失去了相应的心理基础。

余玦是一位早慧型作者,如同森林女巫一样,她居然能将出奇的想象力、敏而细的感觉系统、清晰准确的思维认知能力纠合在一起,然后,顺利地收编了或捣乱或自动化的词语,攻陷经验书写的一个一个山头。《厨房的旅行》写的是其短期的西部游荡的生活经历,食物的香气、僵硬的动物尸体与旷远的明月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奇妙之境,一种不真实的真实感破空而来。另一则则写到了与酒相关的场景,粗狂而有力,事物野性自由生长的样子,让长期被规训的我们迎面撞上,不由得为之动容,除了结尾的地方突然还俗留下破绽之外,余玦的写作,非常令人期待。

90后散文群体作为新生的面孔,在以后的写作道路上,也许将经历重新的分化与组合,有的逃离,有的原地踏步,而对于我而言,独爱那持续行走深入旷野的远行者,爱他披挂的风霜和肩上的星光,爱他逐渐沧桑的面容和日益成熟的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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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29 23:13:31 |显示全部楼层
大诗人拜伦、普希金皆是在39岁那年去世,而早在20岁左右的时候,他们就写出了成名作,曹禺创作《雷雨》之际还是个在校大学生,天才的创造力铸就了这一话剧经典的地位。比较来说,诗歌领域类的少年天才数量无疑处于独占鳌头的位置,小说和戏剧也不拒绝天才之作的发生,唯独散文这一文体,似乎和少年天才缺乏逻辑的关联    ——讲得极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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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29 23:14:47 |显示全部楼层
连亭的《门中少女》,我是读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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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29 23:16:00 |显示全部楼层
这也让我想到另外的问题,即少年天成,其后的成长如果缺乏变化的频率,就会侵蚀写作本身。直白点说,一位青年新锐,如果过于追求发表的数量,必然是有害的。  ——说的非常恳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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