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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克西耶维奇:我希望自己的书是编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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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0-10 17:13:53 |显示全部楼层
2015年10月8日明斯克时间下午两点,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新一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白俄罗斯女作家斯维特兰 娜·阿列克西耶维奇。这一消息迅速成为网络和当地报纸的头条新闻,而阿列克西耶维奇憨厚朴实、从容淡定的笑脸也由此频繁映入公众的视野。作为获得诺贝尔文 学奖的第一位白俄罗斯作家,第六位俄语作家,阿列克西耶维奇的创作离不开苏联,有关苏联及后苏联生活中的一切是其创作中永远的关注对象。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在授奖词中提出,将奖项授予她是“为了她多声音的创作——当代痛苦与勇气的纪念碑”。这句话精辟地总结了阿列克西耶维奇创作中的三个特 点:以编年体式为每个时代修筑纪念碑为创作宗旨,以平等展现各种人的声音为创作风格,以对痛苦与勇气的全面反映为创作内容。在整整四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女 作家以其坚忍不拔的毅力、不畏艰险的勇气和不断探索的精神,开创、丰富并完善着这一全新的文学体裁。

  阿列克西耶维奇 1948年5月31日生于乌克兰的伊万诺—弗兰克夫斯克市,成长于一个军人家庭。1972年从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做过中学教师和报刊编辑。她 写于1975年的处女作《我离开了农村》由一些离开家乡的人们的独白构成。书没有得到出版,但其写作风格已初露端倪。她坦言曾经尝试过各种各样的体裁—— 短篇小说、政论文、访谈录等等,不过对她产生关键性影响的是同为白俄罗斯作家的阿达莫维奇及其著作《我来自火红的农村》和《围困之书》。这两部书都不是阿 达莫维奇一人写成,而是他和多位作家合作的成果,但这种对于白俄罗斯和俄罗斯文学都比较新颖的体裁属于他的独创。阿达莫维奇一直在为这种新的体裁寻找准确 的定义:“集合性小说”“清唱剧小说”“自己说自己的人”“史诗性合唱小说”等。阿列克西耶维奇视其为导师,多次表达对他的感激之情,说他帮助自己找到了 自己的路。现在看来,阿达莫维奇确实启迪了女作家的心智,使她发现了自己真实的内心需要及获得这种满足的途径。阿列克西耶维奇在一次采访中说:“我长久地 寻找自己,希望找到这样一种能够接近真实的方式,正是真实折磨着我,吸引着我,也令我着迷。抓住真实,就是我之所想。而这种体裁——由多人的声音、忏悔、 人们心灵的证据和见证组成的体裁瞬间就攫住了我。是的,我正是这样看待和倾听世界:通过声音,通过日常生活和存在的细节。我的视觉和听觉就是由此组成的。 而我做过的一切都成为必需:因为它需要你同时是作家、新闻记者、社会学家、心理分析家、说教者……从成千上万的声音、我们日常生活和存在的片段、词语以及 词语和词语之间、词语之外的东西中——我组织起的不是真实(真实是无法企及的),而是形象,是自己时代的形象,是我们对它的看法,我们对它的感觉。真实性 产生于视野的多样性……我从和我同时代生活的人中组织起自己国家的形象。我希望自己的书是编年史,是我所遇到的和与他们同行的几代人的百科全书……他们是 怎样生活的?他们信仰什么?他们怎样去希望、又是如何没有能够成为幸福的人。”

  既然选择了这样的路,女作家就以其执 着一路走来,收获着累累硕果:从1983年写完《战争的面孔不是女性的》之后,作家又相继出版了《最后的见证者》(1985年)、《锌皮娃娃兵》 (1989年)、《被死亡诱惑的人们》(1993年)、《切尔诺贝利的祈祷》(1997年)和《二手时代》(2013年)。这些书是众多普通人关于卫国战 争、阿富汗战争、切尔诺贝利事故以及苏联及后苏联生活的讲述,被著名评论家列夫·安宁斯基评价为“我们绝无仅有的著作”,“可能是俄罗斯(或者准确些说是 苏联和后苏联)文化中的第一部——对几代人的生活和70年社会主义现实本身进行跟踪、纪实和艺术加工的作品”,是“活生生的、人民自己讲述、由天才与诚实 的编年史作家记录、倾听和整理的历史”。而且,阿列克西耶维奇笔下的历史不是干巴巴的史实,而是“情感的历史”:“我的书都是我在街头仔细观察和倾听得来 的。其中都是真实的人讲述自己时代的主要事件——战争,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切尔诺贝利,他们把这些都存在脑子里——这就是一个国家的历史,是旧的也是新 的。每个人都有自己微小的个人的命运史。”例如《切尔诺贝利的祈祷》这部作品,作家认为这不是一本关于切尔诺贝利的书,而是关于切尔诺贝利之后的世界的作 品。“它讲的是人们怎样去生活,去适应新的、正在发生但还不能理解的现实。那些经历过这起事故并在事故之后生活的人们得到了新的知识,是整个人类的知识。 可以说他们已经生活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后,是核战争之后,所以这部书的副标题是——未来纪事”。这些作品组成了苏联和后苏联人们心灵的艺术纪实编年史,印 证了列夫·托尔斯泰多次强调的观点:“跟踪生活本身远远比对它进行臆造更加有趣。”它们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冠之以“乌托邦之声”系列,成为作家获得该奖 的主要依据。

  当然,批评之声也时常出现,比如和平主义、自然主义和对苏联女性英雄形象的去神圣化等。应当说,阿列克西耶维奇的获奖还是说明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某些偏好。

  作者介绍:侯玮红,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俄罗斯文学研究室副主任,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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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26 19:56:07 |显示全部楼层
提上,好好学
我是一棵散文草,希冀每天早晨看到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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